目前的进展

　　目前，许多专项工作组已经成立，其中包括2000年7月八国首脑会议决定成立的“数字机会工作组”（Digital Opportunity Task Force）。希望读者能够了解项目的意义，并支持其目标。这些组织的建立是“数字鸿沟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推动联合国“千年计划”中“到2015年减少一半贫困人口”计划的一部分。

　　“千年计划”中共设定了7个“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健康、教育、收入和可持续发展等。而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支持其中的每一个目标，这些支持包括直接的（如更广泛接触健康医疗信息；培养医务人员和教师；给予妇女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提供更多的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等）和间接的（为个人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帮助区域或国家摆脱贫困等）。但是创造数字机会只有在确定核心发展目标之后，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将其作为首要发展目标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呼吁在合作中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组织如联合国等，号召社会组织和私人组织参与进来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私人组织，良好的组织结构和技能使其能够为此目标做出重大的贡献。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私人机构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

　　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行动计划有兴趣的读者会在文献中发现这些计划。尤其是Genoa行动计划，它反映了在实践中遇到的众多问题。下面我列举了八点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计划（特别要说明的是，我选择的八个问题，可能会遗漏一些在其他人看来非常重要的问题）：

　　1.基础性的努力和政策制定之间仍然没有衔接起来。一些人可能要说从宏观角度看，数字鸿沟是一种失败，这种失败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各种发展举措的失败，市场方面的失败和政府的失败。然而，如果使用有效并且实际的技术填补这个鸿沟，那么上述失败将会扭转（Bridges.org Report, 2001）。

　　2.目前如何将成千上万的发展项目进行大规模复制是很大的问题，基于分析，会发现这些项目或者重复建设或者没有意义，所以项目很难获得广泛的应用。在发展中国家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大量项目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Kenneth Keniston作为该领域中的领导者，他对印度的关于应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于平民的50个项目进行了20次访问，从而提供了具有告诫性的信息。你或许以为他将声称“这将使得印度丰富的经验得到考察和研究，那些具有相似目标的项目相互保持联系，每个项目的经验会被分享，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创造会让整个世界受益”(Keniston, 2002, P.5)。但是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他说：“据我所知，事实是并没有进行比较性的研究，没有任何吸取经验，实际上具有相似目标的各个项目之间并没有充分沟通和交流，仅仅是偶尔有的项目宣称自己获得成功，并且往往是宣布成功，但是这些项目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推广。”（Keniston, 2002, P.5）

　　他提到了国际社会在讨论、计划和资助各种项目所做的大量努力，并总结道：“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没有基于经验总结哪些有用，哪些无效，哪些是浪费时间和经历，哪些是值得做的。”印度充满了各种“试点项目”，这些项目“几乎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如何大规模复制研究成果的计划…，除非现实中有充分的支持，否则大部分可见的项目都没有能够获得推广。”(Keniston, 2002, P.5)

　　有关给穷人提供服务的世界发展报告(2004, P.122)持同样的观点“问题并不在于缺乏创新——目前有一系列新的教师培训、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输入、最新技术的新的使用，问题在于对于革新的系统性学习太少，或被证实的革新方法没有得到推广。”

　　我确信这是真实存在的，政策行为必须将其考虑在内。当然，我们应该努力相互学习，但是，我也确信，如果我们都在期待一个庞大的计划，那么我们将会等很久，而这段时间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各自的项目中获得成功。当然，这些个别的项目比起那些在庞大计划中的子项目而言并不是最理想的，也缺乏成本效益，但是如果我们从基础做起，同时不断学习，那么这些项目的投入是值得的。

　　3. Keniston的工作同样非常清楚地表明，通过应用信息与通信技术促进发展至少需要三个技术需求：通信技术有所突破（当技术对电子线路的依靠变小，无线技术逐渐普及，这种突破才会真正发生）；计算机或其他相似的设备成本降低，上百万的人都可以使用；让那些无法阅读或书写的人们都可以获得灵活的、方便获取的、廉价的本土化软件。Keniston列举了在海德拉巴进行的核心人工智能语言的一些杰出开发工作，他认为印度在这方面是领先的(Keniston, 2002, P.4)。

　　4.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贫穷或地理位置的关系才成为数字鸿沟弱势群体，许多是因为类似残疾或身体虚弱等特殊原因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盲童就是典型的例子（Molina,n.d.），一个叫做“超级故事”的项目让盲童使用3D语音交互软件来帮助他们建构认知结构。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这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盲童从黑暗中带入一个他们称为“听视觉”的世界。

　　Tom Vincent教授和许多英国开放大学的同事一起开展过许多帮助视力较弱、诵读困难、耳聋等残疾成年人使用计算机的先驱性工作，应用的效果非常显著，有超过9000个残疾学生在英国开放大学注册学习。长期的证据表明，如果能够对少数残疾学习者给予特殊的关注和支持，毕业率至少可以与多数身体健康的学习者的毕业率一样。技术使那些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实现了，至少另一个鸿沟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被消除。

　　5.语言本土化、内容本土化、咨询本土化和“用户定制”的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帮助平民解决他们每天的问题，给他们提供真正的机会，那么应该让人们尽可能获得他们需要的内容（Keniston，2002）。考虑到世界存在多种语言和地区，本土化问题变化多样，因此工作难度和工作量会有不同。

　　David Puttnam关于万维网和软件中内容等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鸿沟不仅仅是技术的可获得性的问题，David Puttnam认为，鸿沟是存在的，并且不断加宽，是因为“拥有”和开发内容的知识所有权集中在第一世界，甚至集中在持特定语言的群体中，因此产生了财富的统治和知识媒体的统治现象（Lee,1999）。访问材料的人们不能识别他们在屏幕上看到是真实的图像还是赝品，他们也不能想到这可能是他们所听到的某些文本中的内容或观点，这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学习意义。不同的社会采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积累和传输知识，我们会时刻提醒自己，信息本身并不提供价值判断，而教育却要进行价值判断。为什么急需这些资源的人们没有本地的软件和内容？Kofi Annan在2003年11月的日内瓦会议中也提到这一点。他指出：“内容鸿沟加剧了已经存在的不平等，并破坏了全球信息社会的理想。我们需要强调文化多样化和文化认同，强调创造不同的信息内容和教育的数字化，科学和文化遗产不是一方面的问题。这一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信息社会的核心。”（United Nations，Annan，2003）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谈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些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已经给某些地方带来了巨大变化。

　　“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给传统技术带来新的特点。在世界的很多地区，移动电话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新的数字无线电广播接收站正在通过节目点播以交互的方式接入更多的用户。此外，当移动电话配备了通报装置，可以实现对当地选举的实时监控，无线电广播的通报使得选举过程的透明度大大改观。卫星电视极大地扩展了观众的范围，那些居住在目前尚有频道限制的国家的居民们也能够收看通过卫星电视传播的节目。录像带具有类似的功能，它将未经审核的新闻提供给观众，同时这些带子使得数百万移居者与他们的家人保持联系。像传真、复印等相对简单的技术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某些地区的政治氛围。”（United Nation，2003，p.vi）

　　除此之外，掌上计算机快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再孤独地与电子工具相伴。例如，英国开放大学在南非东开普省（DEEP）与当地机构合作开展的一个项目中，教师需要的材料是通过互联网和掌上计算机获得的。与教师自己的教育经验相比，这种材料的质量更加可靠，并能够大大改进教师的能力。

　　6.我们通常会认为通过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地区经济在全球市场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然而研究表明，概括而言，在第三世界中，企业的参与对全球商业电子化的贡献非常小。联合国报告告诉我们“除了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电子商务还需要许多其它并行的改进工作同时进行，这样才能使得经济机会的全球结构产生真正质的变化。”（Hewitt de Alcantara，2001，p.10）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在急速发展的软件行业，目前为止的报告显示“繁荣的软件行业与地区和国家经济之间缺乏联系。”

　　7.一位作者考察了许多有效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防护或改进当前状态的国家，发现信息与通信技术在许多国家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她强调指出，取得进步的基本前提是强大的、相对有效的国家和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现代化方面的有力支持，与私人化和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目前大量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规范的差异是非常大的。”（Hewitt de Alcantara，2001，p.vi）

　　8.私人组织在消除鸿沟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与消除鸿沟密切相关。“世界上大部分的技术资源是由追求利益的几个主要跨国公司主导。这些公司致力于开发和满足富人群体中的绝大部分市场（这些富人可能在富足或贫穷的国家），因为这些人提供具有最大利润的机会（Journal of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February, 2003, p.3）”。这并不表明私人组织在降低成本等方面没有贡献，但是在这样的发展中，我们对私人组织究竟有什么期望呢？我以前认为，如果我们等待私人组织做些什么，那将是个漫长的等待（我现在持怀疑态度），但是我必须承认时代已经发生改变。日内瓦就有一个显著的成功例子，公共或私人组织进行合作，就像国际远程通信联盟、世界健康组织和CISCO系统合作创造在线“健康研究院”一样。然而，在反八国集团（G8）的运动中产生了另一个评论实体，他们建议构建跨国的知识产权法，从而使得已经成功的公司能够保存他们的优势和利益。日内瓦关于将哪些工作列入日程的讨论非常激烈，突尼斯会议将不得不解决这个实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