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布琳达·葛利，现任英国开放大学的第四任校长，曾任南非纳塔尔大学校长。英国开放大学是英国最具规模和创新特点的大学。作为会计和商业领域的杰出教授，葛利曾经担任过纳塔尔大学会计和管理学院院长、纳塔尔大学副校长，1994年开始就任纳塔尔大学校长一职。她是南非的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在她的领导下，南非纳塔尔大学成功地转型为符合知识型社会需要的新型大学，不断向更大范围的学生群体提供教育服务。在1995至1997年期间，布琳达·葛利担任南非大学校长协会的主席。在1996至1997年期间，她任联邦大学协会主席。为了表彰她对高等教育的贡献，英国诺丁汉大学1997年授予布琳达·葛利荣誉学位。由于坚信远见卓识是一个组织健康发展的关键，布琳达·葛利教授始终重视战略思考、系统规划和管理。全球商业网络评选她为最杰出人物。在长期从事大学管理的同时，布琳达·葛利教授还经常应邀参与其他机构的规划工作。

　　【摘要】对数字鸿沟出现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道德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在本文中，作者分析了以下问题：一、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适当地应用信息技术，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全球社会？二、信息技术是否可能进一步扩大这种鸿沟？三、我们是应该固守在原有的无效的策略层面，还是站在更高层面从现有的技术中寻求解决数字鸿沟的方法？关于数字鸿沟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数字鸿沟与传统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有密切关系。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理解贫穷对扩大数字鸿沟的巨大作用。葛利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确实想实现全球范围电子学习、电子保健和电子商务，建立适合当地文化的资源是关键，也就是说，语言本土化、内容本土化、咨询本土化和“用户定制”是关键。葛利教授总结到：我们确实有可能通过适当应用现代技术，创设更加公平、平等的全球社会，但是，在现实中有一定的条件局限。

　　【关键词】信息技术应用；数字鸿沟；本土化

    介绍

　　许多人都谈到“数字鸿沟”，这个术语源于人们对不能获得技术的贫穷群体的关注。但是，这种现象也说明，人们力图“用简单的计算机去解决复杂的贫穷问题”。这种现象潜在的假设是，如果我们解决了发展性的一切问题，贫穷就能够被消除。

　　我们能够通过应用技术来创设一个更公平和更平等的社会吗？或者说，技术真能使贫富之间的差距大于过去吗？在这篇文章里，我建议技术的应用者和联合国项目的执行者，能够吸取各地的失败教训，利用切实可行的方法解决发展性问题，例如教育。正如2003年关于信息社会的国际首脑会议上的声明“技术具有突破传统障碍的潜力，例如时间和空间的障碍，第一次可以实现利用技术使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同时受益。”

    定义

　　我认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从教育的角度看，数字鸿沟是发展性问题。词汇“发展”是一个内涵不太明确的术语，但是，人们有一致的使用方法，那就是将“发展”用于特指为了改善人类生活应该完成的事情。

　　从教育的角度认识发展，我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在技术世界里，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先进的技术不仅为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例如：电子政务、电子保健、电子商务和电子学习等。这些领域的发展有可能将现实世界改变成我们梦想不到的样子。

　　因此，按照我们的理解，需要对术语“数字鸿沟”进行适当的界定。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00年的定义，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体、团体和地区在获得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使用网络等方面机会的差距（Molina, n.d. P.5）。这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内涵也不太清楚，在定义中“数字”包括广播和出版、远程通讯、计算机和网络等各种形式的技术。

　　我们这一代人，难以相信各种信息，无论是声音、文本或者图象都可以转换成二进制计算机语言，最不可思议的发明就是互联网。因此，由于内涵非常复杂，当我们提到数字鸿沟时，需要仔细界定它特指什么。

    事实和数据

　　下面阐述一些与数字鸿沟相关的例证。著名的Kofi Annan在1999年的千僖年大会做了发言，讨论了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他指出，美国拥有比世界上其它国家总和还要多的计算机，就像东京有着比整个非洲还要多的手机。他说，那种已经实现了“距离消亡”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和普及的电子商务的观点，要因客观事实而有所保留，因为世界上的一半人口还没有打过电话，也更少有机会接触互联网（OECD 1999）。

　　Kofi Annan是在1999年末讲这番话的。当然，统计数字在之后发生了迅速变化，甚至每天都在变化之中。例如，在1999年，全世界范围内有15亿条电话线路，而现在已经有了将近25亿条。仅仅4年时间我们就在15亿的基础上增加了10亿条电话线路，其中75%是在发展中国家兴建的（United Nations, Utsumi, 2003）。如今非洲有了两倍于东京的电话，非洲人也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更加普遍地应用它。我不想说这是巨大成就，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段时间确实取得了难以置信的发展。

　　所有权与使用权并不一样。当你调查发展中国家计算机的真实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很多国家中，它们集中于政府机构、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本土企业以及个人或教育用户。

　　当然，接触信息技术的人员非常多，因为互联网帐号能够共享，并且通过各种援助项目，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它们。但当我们实际调查这些数据时，却发现远没有达到乐观的程度，世界上70%居住在乡村和边远地区的贫困人口很少有机会接触信息和通信技术，甚至是电话。

　　此外，在全球网络上如互联网上进行的信息交换使用的都是英文，而英语在全世界人口中的使用率低于10%（DOT Force Report, n.d.）。但我也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世界各地的人们每天都在往互联网上添加新的内容以及各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正在创建最伟大的“空间图书馆”，而这也是我们要予以鼓励的。就像日内瓦全球政府首脑会议上强调的“信息社会本质上即是全球的”，这也被称之为“数字联合”。而我们必须清醒“正在扩大的内容鸿沟背离了这一社会要求”（United Nations, Annan, 2003, paragraph 60）。

　　关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统计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弥补数字鸿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数字鸿沟方面的统计本身也是贫穷情况的统计反映，和其它相关调查一样都反映出对人力开发的强烈需求。一个典型的相关调查是文盲调查。很奇怪的是我们常常热烈讨论“数字鸿沟”，却忽视“教育鸿沟”，一定的文化素质显然是个人使用计算机的一个基础。大量的研究都关注着文化素质是否促进经济发展或者不平衡发展（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不公平配置等），这也束缚了人们对文化素质和数字鸿沟关系的关注（Warschauer, 2002）。但可喜的是，联合国全民教育计划（EFA）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并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对该主题予以关注，指出：在物理上能使用计算机和网络，与保证人们有效使用技术的其它资源同等重要，尤其是将它们作为一种学习资源时。

　　此时，资源配置的优先级需要格外关注。在非洲很多地方，能源优先考虑的是饮用水和食物等等，而不是其它各种技术。比尔·盖茨或许夸张了这一点，他说这些贫困人口需要的是医药而不是计算机。我疑惑他没有提到食物而是说医药，但对其基本观点我是认可的。

　　事实上“数字鸿沟”仅仅是非常宽广的贫穷问题以及分化问题的一部分(Molina, n.d.)。缺乏教育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但是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有教育的发展的。关于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做一个个人申明。我在南非度过了大半生，有幸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之一。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人口奇特共存的特殊国家里，这里有很多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对我来说，处理这样特殊的现实问题是意义深远的学习经历。在政治自由后的那些年，正是政治与经济重建和发展的年代；人们告别了过去的前工业化生活，获得了更多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多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也更容易获得移动电话等产品。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人类的潜能一旦被激发，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