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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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中国人才的两难境地

　　当年戊戌变法失败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康梁改革缺乏体制内的政治经验，但是他们作为体制边缘人物却拥有活力与远大的目光；而体制内的官僚深谙当时官僚体制的“潜规则”，人脉极深，在体制内游刃有余，但是却一个个平庸、僵化，目光浅短，不思进取，严惩缺乏改革的动力与活力。这实际上提示一个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才难题：体制内的潜规则消磨人的锐气，使人变得僵化迟钝，但是唯有如此才有机会得到升迁。体制外有利于培养人的锐气与学习创造力，并且充满生命活力，但是，却远离体制，无法有机会参与改革。

　　有机会改革的人无力改革，有改革欲望与能力的人却没有机会改革。这或者就是一个民族进入了一个宿命阶段了。我们看到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其实无所谓体制内体制外，机会均等，自由竞争，遵守共同的规则。所以，也不存在像我们这样进入体制的代价就是消磨思想意志的锐气，谁有思想个性，谁就进不了体制内。每个人一旦进入了体制内就像被铆在机器上的镙丝钉，不能够也不允许表现任何个人的活力。而要想保留一点个性，有点学习创造力就必须与体制保持距离。这种界限分明的两种突出的现象，正好说明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将是有多么可怕。

　　其实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存在所造成的危害。就是体制外长期保存有太多的思想活跃，充满活力的人，这多少对官僚体制是一种威胁。所以，中国历史流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其实就是为缓解这个矛盾而设立的。使得有一个比较公平的方式使官僚体制内不断地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不过进来之后很快就被同化了。但是，这毕竟形成了一个安全阀门。但是即使有科举制度这个狭小的沟通渠道，也仍然不免把大批人才排除在体制之外。这些人在一定机会成熟的时候就可能一呼百应，甚至揭竿而起。中国社会几千来的一治一乱格局，实际上后面蕴含的原因中也存在着这么一个因素。但是，即使一个体制能够尽量把人才选进体制内，但官僚体制的僵化得不到改善，仍然是无效的。科举制度的目的不是要发现人才，利用人才，而是要用科举制度消磨人才的思想锐气，使完全纳入体制内的轨道，以便于控制与利用。而这个利用也不过是奴才之用，而非国家民族，百姓民生之用。

　　出现这种二难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民主、法治的人才流动方式。“伯乐相马”，其实也就意味着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的存在。试想如果存在着一个依规则自由竞选的人才成长与发现的平台，那么，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是可能的。而只有这样人才的成长环境才是优越的。依靠“伯乐相马”、“上级发现”然后提拔，这其实意味着孟子的那句话要应验：“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好。如果中国是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这些恐怕就容易解决。一是人才容易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成长，并且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人们是直接向法律负责的，并不直接依附于某个级别的贵人。二是，进入体制后仍然可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与学习的机会，体制并不排斥你的学习热情。三是打通体制内外的界限，使体制内外并无重大差别。日本公务员系列的优点是有保障，生活也很优裕，但是绝对发不了大财，而在体制外有风险，有激烈竞争，但是却可以发大财。同样得到社会的尊敬。在这样的体制内外至少是各有优缺点的情况下，人们不在乎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生存。其实美国的总统与政府密级官员一经退下来就立即进入体制外，比如卡特总统就去了南方的家园养起了花，种起了草，做起自家的农场生意，论挣钱竟然比当总统时不知多了多少倍。克林顿总统任总统八年，竟然欠下一一屁股债，竟然是八百多万美元。如果靠当总统，只有年薪四十万美元，永远不可能还清这笔债的，有意思的是体制内欠债，却能够通过体制外挣钱还债，也难为克林顿总统，一退下总统的宝座，就满世界的去演讲，挣演讲费，然后又是以极快地速度写下了《我的回忆》这样的个人传记，拼命发售。他要加紧时间挣钱，否则再过几年人们忘记他了，再写书就恐怕没有销路了。那时欠的债可能就还不清了。这种体制内外有差别，却绝对优劣与贵贱的社会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在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什么人才两难的问题.

　　结束语：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将主要是人才的竞争，这一论断早己成为中外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共识。中国目前的人才状况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将何以应对？中国有能力侪身世界强国之林吗？这都是眼下人们十分关切的问题。

　　[ 来稿时间：2009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