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华中师大廖哲勋著《课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从大学教育系专业课的角度对课程问题作了系统的科学研究。该书的目的是“在分析各流派课程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中小学课程建设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比较深入的研究，着力探讨我国中小学课程运动、发展的规律，借鉴外国课程理论中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从而初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课程理论的体系。”[16]该书分绪论和课程的基本理论、课程设计理论、课程评价理论、课程管理理论四编共18章，其主要特点是在对中小学课程进行现状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有分析地吸取外国课程理论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全书理论体系注重从我国实际出发，力图概括中小学课程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包括课程设计、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在内的课程系统工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着力揭示课程内部的复杂联系，强调课程结构合理化与课程模式多样化，阐述了课程结构与课程功能辩证统一的原理。

　　课程教材研究所吕达对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的渊源与沿革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的基础上，探求课程发展的规律，对我国当前普通中学的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设想。他从1988年起，连续在报刊发表了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研究论文，并在《独木桥？阳关道？－－未来中小学课程面面观》（吕达等著，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课程史论》（吕达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构想，即一个目标、两段设计、三级管理、“四个结合”等。一个目标即指知识、儿童和社会这三大要素对学校课程的制约作用是通过教育目标体现出来的；两段设计即指将初中课程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与普通高中阶段课程分别设计；三级管理指在课程上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四个结合即指作为课程整体结构，在课程内容上使德智体美与劳动技术相得益彰，在课程范畴上使显在课程与潜在课程相辅相成，在课程形态上使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取长补短，在课程类型上使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课程动态平衡。这些构想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认可和采纳。

　　近年来，一些课程论专著的出版表明，课程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展，并开始对课程专题进行探讨。这些著作包括《国外课程改革透视》（钟启泉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课程变革研究》（杨玉厚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课程论》（靳玉乐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熊承涤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施良方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潜在课程论》（靳玉乐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课程变革概论》（白月桥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阶梯型课程引论》（黄甫全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同时，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课程论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18]

　　1997年3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正式批准成立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课程研究的学术性团体，其主要成员不仅包括课程理论工作者，还包括了课程实践工作者；1997年11月，由课程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大批课程论专著的问世和全国性课程研究学术团体的成立表明，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一个正式的分支学科的重建已基本完成。

　　二、我国课程论研究的主要问题的历史发展

　　课程论研究作为我国80年代教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从课程的基本概念到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出现了许多争议，这些争议和对问题的探究，使课程领域充满了生机，并促进了课程理论研究和课程改革实践的发展。这里只选择对课程论学科建设影响较大的争议问题作简要的介绍，以便进一步说明我国课程论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一）关于课程论的学科地位及其和教学论的关系问题的研究

　　关于课程论和教学论的关系问题，多年来有一个争议：是教学论包括课程论，还是教学论要从属于课程论？王策三认为，两种主张都有根据。“课程和学制相类似并联系密切，是受更高一级的规律如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制度和一般科学文化发展水平所制约的，主要不取决于教学过程中的规律和原则，教学论是为实现课程服务的。”王策三主张采取前一种观点，把课程看作教学内容的安排，因为没有教学内容的教学论是空洞的，课程事实上接受着、也应该接受教学过程规律的支配。在教学论中阐述课程论，并不妨碍揭示它和高一级规律的联系。[18]

但是，许多研究者很快就认识到，讨论课程论和教学论谁包容谁，对这两门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而倾向于把课程论和教学论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并行的下位理论，分别加以研究。

　　陈侠认为课程论和教学论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在教学论里研究教学内容，不可能展开来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深入到课程研究的全部要素中去，既然二者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就没有必要把课程论包括在教学论之中，使它成为教学论的组成部分。从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包括本质论、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看，课程论也有它单独的研究对象，如果放到教学论讲，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会束缚这门学科的发展。尽管课程和教学的关系比较密切，讲教学论时需要涉及一定的课程论的内容，他建议在教学论的专著里，最好仍用“教学内容”或“课程与教材”这样的标题，不宜用“课程论”这样的标题，以免使人认为课程论只是教学论的一部分，以为是教学论的下位理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