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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年代中期开始,教学论研究者也开始重视对课程的研究,杭州大学董远骞、张定璋、裴文敏著《教学论》在该书的第八章“课程论”部分,阐述了课程论是关于教学内容的理论的看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论述了课程的“双基论”。[10]
北京师大王策三在其《教学论稿》中,分三章论述了课程的历史发展、课程的本质和结构、课程设计的方法。他提出课程论要解决所问题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掌握人类长期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经验的精华。课程问题在任何一个教育体系都居于中心地位、实力地位。因为教育目的必须依靠一定的内容安排来实现和体现;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都是受内容决定并为它服务的;教学的质量、水平和评价的标准,主要看教学内容以及实现得怎样。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起对智力开发的普遍的关心,课程论的研究空前地突出了。[11]
东北师大吴杰在其编著的《教学论--教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分四编探讨教学论问题,其中第一编就是“课程论”,他探讨了中外课程论的历史发展、当前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课程改革的趋势、从课程论的历史发展和当前情况所看到的问题以及我国课程论所要研究的问题。他认为,课程论要回答的问题是教什么、为什么教这些内容、怎样教这三大问题。[12]教学计划是课程论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根据对课程论研究任务的认识,他探讨了课程的演变和课程门类的划分、制订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教材的编写。对课程的研究和重视又向前进了一步。
1988年,河北大学王伟廉编著的《课程研究领域的探索》(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版),介绍了欧美课程研究领域的一些情况,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主编、陆亚松、李一平选编的《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版),为推动课程论这一教育学领域比较薄弱的环节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材料。
从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教材的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加快。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并于1988年颁发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明确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全国出现了多套义务教育教材同时开始研究、编制和试验的形势。课程教材研究和编制的需要,客观上大大促进了课程论的研究。在各种教育刊物上刊登的课程方面的论文呈越来越多的趋势。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把研究方向对准了课程领域。
可以看出,尽管我们把这一时期归纳为课程论作为教学论的组成部分研究的时期,但它也是我国课程论开始学科重建的准备时期,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酝酿时期,课程研究队伍逐步形成和壮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课程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重视,阐释课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有相应的加深和扩展。
(三)课程论作为教育学分支学科的重建时期:1989年以后
尽管1989年以后,教学论继续把课程论作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并越来越注意课程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如李秉德主编《教学论》设课程论专章,对课程的意义、地位和历史发展,课程编制的理论和方法,我国的中小学课程和教材进行了篇幅较大的论述[13];吴文侃主编《比较教学论》对课程、课程设计、课程编制理论、学校课程的实施与改革等问题也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14],等等。但随着两本比较有影响的课程论专著的出版,我国课程论开始成为教育科学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
1989年我国正式出版了两本课程论专著,一是课程教材研究所陈侠著《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一是华东师大钟启泉编著《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此后我国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课程论的专著,课程论研究在我国教育学界渐成热点。
陈侠在1989年3月出版了我国新时期第一本《课程论》,它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课程论的成果结晶。作者从1984年起,应邀先后在一些大学的教育系给研究生作课程论的专题讲座,《课程论》一书就是由这些讲稿编成的。《课程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论述,形成了独具特征的结构体系。从论述课程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考察中西方学校课程的演变和课程理论的流派,到论述制约学校课程的各种因素,把学校课程编订与教育目标挂钩,分别阐述学校课程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目标和课程的性质、任务、类型、编订、实施和评价的关系,最后探讨课程编订的趋势。
钟启泉《现代课程论》的特点是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学校课程的发展、课程论遗产和课程理论的进步;考察了课程编制的基本理论如课程概念、类型、结构、课程编制原则、课程基础,以及教育目标、课程开发、教材教具、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介绍了美国、西欧、苏联和日本的现代课程研究;用较大篇幅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学校课程的实施及其特点作了比较研究。该书向我国的课程研究人员全面展示了国外课程研究的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果。
1990年10月,“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国际研讨会”[15]在上海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课程领域主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课程改革问题在我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课程问题在国家、地方和学校三个层次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与改革,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进行引起了教育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家教委制定新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部署义务教育课程教材多样化的改革,以及上海市的中小学课程教材整体改革和浙江省义务教育综合课程教材的改革,引发了人们对课程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一些课程论著作从不同的视角对课程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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