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教育系统很关键的就是教师，所有的教书育人都是通过教师来进行的。所以，团结依靠教师，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是我们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32]。朱九思对中央某负责同志的这番话非常赞同，并贯彻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他十分重视教师的意见和作用，在他的倡导下，华中理工大学校风严谨活泼，学术风气浓，校领导工作深入人心”[33]。美国“对大学校长的要求就更高，即既要掌握教育管理理论和管理策略，又必须在事业上有所造诣”[34]。朱九思是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中达到这个较高要求的少数人之一。

　　朱九思的高教实践告诉我们：大学校长要懂教育管理，并且要把教育管理理论与本校的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管理体系。懂得且善于教育管理是大学校长的第七素质。教育管理是一门科学，由不得敷衍与马虎，只有认真学习管理知识，并贯彻到高教实践中的大学校长，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大学校长，成长为社会主义教育家。

　　八、容纳百家的学术交流

　　1978年，朱九思着手大抓国内外学术交流工作，“华中工学院在有关学会的支持下，以非凡的气魄主办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学术活动。1979年主办了全国性的现代工业技术史学术研讨会；1980年主办了中南地区的自然辩证法教师进修班，湖北省的政治经济学教师进修班和中南地区高校外语教师进修班；1981年主办了全国性汉语音韵学研究班；1982年主办了全国性社会学研究班；1984年举办了全国性的‘史沫特莱在中国’学术讨论会”[35]。同时，朱九思动员全校教师解除顾虑与国外的亲友联系，或者是向学校提供线索。这样学校千方百计与国外的高校和学者建立联系，邀请他们来校访问讲学，同时大批派教师出国进修或考察访问。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应邀到华中工学院访问讲学，如费孝通、丁玲、爱泼斯坦、赫伯特·西蒙等。到1983年底华中工学院已与一批外国大学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与之有联系的学者和朋友已近500人，学院派到国外考察和学习的人员到1984年4月已有316人，这在当时是高校派出留学人员最多的。

　　“现代社会广泛的信息交流，打破了传统的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局限，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一体化的格局。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信息的利用水平”[36]。因此，在高等教育中，封闭于校门之内，国门之内，不重视开展学术交流的做法，只能束缚高等学校的手脚。

　　朱九思的高教实践告诉我们：大学校长要重视和参与学术交流，并且要把学术交流列入学校的重要工作日程之中。学术交流意识和行为是大学校长的第八素质。只满足于课堂和教学的大学校长是无法实现大学责任的校长，很难成长为社会主义教育家。

　　1987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和陕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先后于1987年11月初，1988年2月初在西安召开了“高等学校领导素质研讨会”，重点讨论了高等学校“一把手”应该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问题，会后由李钟善教授主编出版了《大学校长应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论文集[37]。余立教授在他当时主编的《上海高教研究》上增辟专栏，讨论大学校长怎样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并向全国征稿，收到了包括北大、清华等上百所大学校长的响应。所征稿件由余立主编了《校长----教育家》论文集[38]。这两本论文集集中收入的论文对大学校长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家，及有关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了介绍。10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头看这些研究成果时依然感到很有价值。我们的大学教育实践，依然未向10余年前人们企盼的目标靠近多少。这才有了诸多人士再次呼吁《我们需要教育家》、《三论校长应成为教育家》[39]，以及关于大学校长理想素质的诸多研究，也引起了国家教委的充分重视。国家教委人事司罗先友撰文指出：“高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面临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二是学校事业发展急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而后备干部队伍特别是党政领导人的后备人选明显不足[40]。罗先友的看法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现在我国大学校长距社会主义教育家的要求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