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四、改革创新的高教行为

　　朱九思讲：“一个学校要办得有生气，要能够适应现代化要求，不断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一定要克服保守思想，要有敢闯新路的精神”[17]。朱九思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文革”后期在当时许多学校尚在观望的情况下，朱九思从1973年开始，就大量引进人才进华中工学院。“文革”结束后，就办起了一个“回炉班”，将“文革”中没有学满5年毕业的一批学生招回学校再读两年。对“文革”后期留校的工农兵学员，集中补课进一步培养提高。77、78届多留了一批教师。这样做的结果是适应了学校发展的需要，基本上解决了师资的断层问题。

　　朱九思最早提出了大学的学科要综合化的思想，并在华中工学院的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77年10月朱九思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指出：“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种理工分家的体制，与迅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严重不相适应，必须加以改变”[18]。1979年6月朱九思在向教育部汇报赴美国、加拿大、日本三国考察情况时，正式提出了“大学的学科结构要综合化”的主张。1980年4月朱九思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以工科为基础，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他认为这样做好处很多。第一、符合客观规律，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和提高；第二、符合国家的需要；第三、符合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19]。“作为一个杰出的管理者，朱九思充分行使治校决策权，在办学实践上方向明确，使华中理工大学的发展避免了大起大落，少走了许多弯路。

　　朱九思的高教实践告诉我们：大学校长要有创新意识，并且要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创新，不墨守陈规。创新意识是大学校长的第四素质。没有创新意识的人是难以领导大学的，自然不能成为合格的大学校长，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

　　五、结合实践的高教研究

　　“校长是办学治校的核心，是教师的教师”。“既然是大学负责人，理所当然要懂得教育”。[20]朱九思曾讲：[21]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共同研究教育科学，哪怕只值得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南斯拉夫有一位学者叫纳伊曼，此人是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在“教科文”组织工作。他写了一本书叫《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书里有两句话蛮有意思，他说：“全世界的大学研究一切学问，就是不研究自己”。这话讲得很深刻，文、法、理、工、农、医等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说办学不需要懂教育科学，只要有学问就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在几十年前这样也许还可以，因为那时的工作节奏比较慢，现在工作节奏快了也复杂了。在目前和今后的情况下，教育科学的一些基本东西都不懂，当然不能说不可以办大学，但办起来实在是困难的。我们既然在高等学校工作，就要研究教育怎么办，教育科学就是研究教育的规律。

　　朱九思这样想，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他思考并总结了解放后我国教育的诸多教训，结合自己1953年起在华中工学院以来的实践，深深感到教育科学的重要性，“懂不懂教育科学很不一样”[22]。因此，早在1979年就成立了华中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组。接着1980年8月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创办了《高等教育研究》刊物。1985年6月又进而将研究室扩建成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汇集了一文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建设了一个培养教育科学高层次人才的学科点，创造了一个理论与实际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良好氛围。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总的方向和华中理工大学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朱九思的高教实践告诉我们：大学校长要研究高等教育，并且要把研究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线。研究高等教育是大学校长的第五素质。高等教育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掌握其规律的学术领域，任何不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出任大学校长都会是“残疾”的大学校长，无法成长为社会主义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