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理想的溃退

　　“读博时，我连在学术上的满足感都得不到。”博士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的王芒（化名）说。

　　1966年，33岁的华人科学家高锟以一篇划时代的论文为光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时，甚少有人能明白他的研究对于几十年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起到何种作用。直到43年之后，已患老年痴呆症的高锟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研究才被多数人知晓，他4年前在香港出版的自传在几日内被抢购一空，而此前，这本书卖出不到1000册。

　　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曾这样形容费马大定理证明的纠错过程——“这最后的14个月是我数学生涯中充满了痛苦、羞辱和沮丧的一段时光……”

　　显然，除了天赋和兴趣，伴随科研的还有痛苦和寂寞。

　　程代展对记者说，“并不是说，你喜欢做科研，科研路上就是一路笑语欢歌，掌声鲜花”，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是需要有理想的，需要一步一步积累。在他看来，科研是最应该保有纯净与非功利环境的领域之一。

　　可是，无论是众多的回帖者还是受访者，都表达出了一种对科研环境的失望。

　　“如果说收入不体面可以忍受，发展空间有限可以等待，竞争环境不公则是青年科研者最不能接受的。”文双春说。

　　“发论文、拿基金”，王芒说，在某些高校轻教学、重科研的环境中，这两项几乎成了一些高校教师的头等目标，因为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而职称则意味着高校教师的待遇、地位和能够获得的学术资源。

　　“完成这些量化的任务后，才能真正有资格做点自己喜欢的研究。”陈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