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时代的裹挟

　　“有能力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年轻人，难道不应该奋不顾身地投入拼搏吗？这是一个更加艰苦的战场，中华民族需要你们。”“我们教育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培养起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66岁的程代展在博文中表达的此种心情，被与他同样是“40后”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教授刘庆生形容为“体现了我们那代人的一些特质”。

　　在更多人看来，这种“为科学献身精神”的缺失，不仅是教育的问题，也不仅是科研环境的问题，而是教育和科研界很难对抗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曾表示：“20世纪80年代，青年教师的待遇普遍不高，我的月薪是65元，但那时风气比较好，没有把人引到一切向钱看的思路上。”

　　“平心而论，高校里的年轻人，待遇还是可以的。所谓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年轻教师之所以觉得委屈，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期待，以及周围的环境压力。过去，没有迅速致富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当时整个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你炫富。”北大教授陈平原说。

　　王芒对记者说：“如果你身边的亲朋会把你和只有专科学历却当上了大老板的同龄人相比较，你难道能一点也不为所动？”

　　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博士毕业后便离开科研岗位的吴宝俊自称“科研逃兵”，他回顾自己读物理的10年时说，时常有人在听说他的专业名称后抛出这样的疑问：理论物理有用吗？选这个专业好找工作吗？你读理论物理，你的爹妈谁来养？

　　对这三个问题，吴宝俊的答案是：没用、不好找、没法养。于是对方马上抛来一道附加题：那你为什么还选这个专业？

　　因为被问得失去了耐心，当别人问到他的专业时，吴宝俊便常常戏称自己学的是“财务料理，简称‘务理’”，“对方一听有个‘财’字，仿佛明白了什么，便不再追问，我也落个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