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现状、挑战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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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4年,1989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中几乎有半数注册了一个以上的院校[6]。克里夫·艾德曼(CliffAdelman,美国教育部研究员)在几年后调查了全国的成绩单数据,发现那些最终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中54%在两个以上院校学习过,19%在三个以上院校学习过。他还发现多例学生同时在多个院校注册,以及多例从四年制到两年制院校的“反向转学”(“reversetransfer”)现象[7]。这种趋势被称为涡流现象(“swirling”),学生从中“盘旋”的院校之间甚至可能互不了解。这种现象很难跟踪,因为我们关于学生在高校注册行为的多数数据来自学校,而不是来自学生。但这种趋势看来在最近几年内不太可能减缓。 学生在不同学校上课时,期望所有挣来的学分都记入学位课程。一般来说,学生或家长区分不出社区学院和研究型大学所提供的微积分课程之间有什么区别,但教师的确认为有区别。有些传统院校的教职员工认为,要获得学位,学生所上的课程就必须按所设计的那样相互衔接,这就使这些传统院校面临挑战。多数院校并没有预料到这种新的消费者导向的选课方法已经广泛地被当今的大学生们采用,而且因远程学习机会的增多而更加可行。 美国学生似乎开始成为教育消费者,他们购买适合其需要的最好的教学。但是院校仍然基于学时来计算学位课程,很多院校仍不太容易接受学生在其他院校所修的学分,原因在于,很多院校假定,某特定课程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写入并适应课程计划的。伴随这种假定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无论谁教这门课,只要这位教师属于设计该课程计划的同一个部门,那么都会适合。由于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确性,就使得学生难以利用其它院校所提供的远程学习课程。基于这一原因及其他几种原因,我和著名的评估研究员彼得·尤厄尔(PeterEwell)及克伦·保罗森(KarenPaulson)已经在争取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学习结果”体系,也许可以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8]。使用学生学习结果的度量标准而不是只看上课时间,可能会是保证教学计划质量的一种更进步的方法。 远程教育的成本与竞争 很少有学校或部门真正了解远程教育花费多少。随着远程教育从学校外围纳入学校整体活动的一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确需要了解它的成本了。在与来自美国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系统中心(NCHEMS)的丹尼斯·琼斯(DennisJones)的合作下,在美国教育部中学后教育进步基金(FIPSE)和安德鲁·梅隆基金会(AndrewMellonFoundation)的支持下,WCET创建了技术成本计算方法论项目[9],其分析框架已在二十多种高等教育背景和一个虚拟中学经过了试验性测试。材料包括一本手册、一本个案记录簿及一个制表器,用它可以输入数据,产生不同的成本计算方案。所有这些资源都可以通过无偿下载获得。它对于学校考查各系各部门成本,对于州政府考查各院校成本极具价值。 当院校了解到其当前的远程或在线学习实践实际成本如何时,这种认识便开始驱动决策。从这些成本分析中获得的最明显的发现是,用于在线教学和学生支持的各种任务与活动的人员类型是一个对成本影响最大的变量;用于远程学习计划的特定技术,仅当它们影响人们的使用方式及习惯时才成为成本的重要因素,技术的实际成本对一个教学计划的全部成本影响很小[10]。在美国高等院校面临压力,需要对州政府投资者更负责任时,这种成本计算及发现可能会很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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