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c）教师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普遍较低。象普遍存在的课堂秩序混乱、学生不做作业或者作业马虎了事、迟到早退旷课、在校吸烟、打架、偷东西、谈情说爱、言谈举止不文明等许许多多问题的发生的直接原因，大都是由于教师们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不到位或者无法到位；方法上的简单，粗造，粗暴和陈旧。

　　教师中间，每个人的基本素质、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差异太大；同一学校内，教师之间的人生价值观念和对工作的勤懒态度差异也很悬殊。象湖南一中学教师把“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漂亮媳妇”作为主题之一写进自编的《学生入学思想教育》教材并宣讲（注16），目的是为学生刻苦学习注入一种动力，真是用心良苦。从“作为”与“不作为”的角度来评判，其总比众多的成天不学无术、打牌赌博，放任学生自流的教师受家长欢迎。

　　（d）现行的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在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上（包括书面条例和具体监督）的疏漏，至今仍然让极少数教师利用“个别辅导”一类机会，猥亵、奸污女学生（注17）。政府应制定教师教育工作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铲除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合法”机会。同时处罚负有失察责任的校长。

　　(e)学校粗放型教育工作模式，往往以“不作为”；“难作为”或“无作为”一类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发现不了问题，发现了问题不解决问题或解决不了问题。正是这种学校教育和管理工作上的“不作为”和“难作为”模式，让部分学生逐渐变成差生，还让人难以找到学生（孩子）变差变坏这一问题中，校方应负的责任所在。“不作为”和“难作为”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学校官本位体制本身派生出来的。人们习惯于把学校教育和管理水平的低下归结为教师责任心问题，这是非常片面的。当事人（教师）主观上不负责任和客观上担负不起责任是两回事。现在是家长拿着钱也很难“买”到优良的学校教育质量，为此，家长在几年中为子女换几所中学读书的情况不少，虽然不惜交高额择校费，但多数没有好的结果。

　　在物质产品（商品）生产行业，产品（商品）质量的提高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制订了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并强制推行（同时还有企业间公平的市场竞争）。这一法则也适用于中学教育行业，中学学校教育质量立法，可以使中学校及其从业人员（教职员工）的工作行为和过程环节科学化、规范化，达到强制推行和普及优质教育的目的。（其意义不亚于工业革命）

　　2、学校教育质量立法可以推动学校官本位体制改革。

　　（1）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是官本位体制的附生物。

　　所谓“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是从工农业等生产部门经营管理模式概念中借用过来的一个词汇。

　　其在学校教育工作中，一是表现在观念上，校方与学生（含家长）方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被倒置为“官民关系”，这是对现代教育民主属性的一种异化。校方其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多不是以学生为中心，想家长所想，急家长所急。这是粗放型工作模式的观念基础。（实际上，使用“倒置”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关系本身是被倒置的，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仍是这种关系，只是变换了阶级属性而已。）

　　二是表现在学校内部运作机制和工作作风上，所有官场作派在学校中都能看到，并早已形成了一种定式。如国家县以上政权结构通称“四大班子”。在中学校，各级（包括政府）负责人们把学校权利结构称作“三大班子”（即党政工）。连工会主席行政级别也定副校级，由上级指定候选人后交教职工选举。校长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开会，叫“行政会议”。干部、职员叫“行政人员”，其工作叫“行政工作”。校长们还喜欢凡事发红头文件；喜好给自己头上戴上诸如：学校“精神文明办主任”、“综治办主任”、“爱卫会主任”等等编外的虚拟机构头衔（也有和上级党政部门机构设置接轨的意思）。指挥一个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本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技术性工作，但一般而言，校长们更感兴趣的是学校的人事调入、调资晋级、评职、教师提干工作等；还有与财务收、支有关联的如基建、物品购置、招生及收费、校办企业等工作。对上述“行政工作”的兴趣和热情远远大于对教育教学工作的研究、指挥和管理的兴趣。“权力寻租”在公办中学负责人的“公务活动”中普遍存在。总之，公办中学校长在岗位上扮演的仍然主要是行政官员的角色。所以说，官本位体制是粗放型工作模式的体制基础；粗放型工作模式是官本位体制的附生物。

　　现行中学的官本位体制，当然是在一种观念指导下构建形成的，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是对旧的观念的变革。体制改革本身就包含了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阻力是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