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个职业教育我们发展得不是太好。有点下滑。大家都不太愿意上职业学校，愿意上高中。这个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的客观原因。就是我们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时候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办普通中学比办职业学校好办。但是实际上，根据国际的经验，一所成功的职业学校的经费相当于普通学校的7倍。另外，职业学校的师资，它不是普通学校的师资。我们这儿叫“双师型”，这个“双师型”的师资是最需要质量和生命的。没有“双师型”教师，拿普通学校的教师叫我去教数理化的，去上那个职业课，把那个职业课都上变味了。所以他学生出来没有本事。理论水平下降了，真本事也没有了。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现象就是广东地区的职业学校非常受欢迎。我就看了几所职业学校，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它那个广东经济的发展，它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这是一个。第二呢，广东的职业学校它投资很多。它每个设备都是最先进的，包括现在这个软件系统。一般的学校根本不能买的，他们一个软件要400万美元。这个软件就是，比如说学汽车的工艺啊，服装制造啊，它都是在电脑上做的。那么这些学生学了一年之后实际上就是学了这么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学完了以后，他其实就懂得了这个软件的学习。他知道这个该怎么用，而且他懂得了这个软件怎么用，怎么学习，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工作，而且工资都很高。我们这个技术工人其实是很受欢迎的，你像全世界现在很紧缺这些技术工人，比如说电焊，电焊工比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还要高。就是说这个社会啊，它实际上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问题是你这个不同的人才是不是人才。你是技术学校毕业的，不等于是技术人才。如果你技术学校毕业的不是技术人才，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今年要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而且以国务院的名义来召开。因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人人都想上普通大学，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个国家的机构是要出问题的。

　　还有一个教育要以法行政的问题。这个大家关心的可能比较少。我们这个以法行政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法学家认为以法行政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我想有一定的道理，改变随意性。教育上面也是，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多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规》、《义务教育法》……有很多法了。如果那那个法来好好衡量一下的话，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少的。还有加入WTO对我们相关政策的研究，包括要建立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都已经起草完了，等待国务院批呢。然后这个外国人投资教育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签订的这个WTO协议啊，我们在教育上的压力是特别大的。因为在WTO里面，教育在服务、贸易，物资贸易。就是教育在WTO里面，WTO就是所以都可以拿钱，用物资产业来衡量的。我们现在讨论教育是不是产业，教育怎么怎么样，教育产业有没有什么歪曲，人家根本就不跟你谈这些事儿。我有钱我就造，我不管你是什么，跟你谈那个道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WTO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民待遇，只要你公民可以干的事情，我都可以干。所以你很多的限制，什么理论上讲得通讲不通，对教育的性质的理解准确不准确，人家就不管你这些事情，它不要有上级，它就来了。而我们在教育签订的协议上，我们是很忽视的。任何一个国家对教育都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在这一块，我们在签订的时候疏忽了。所以我们对办学，几乎可以说，如果严格地按照那个条例看的话，我们对人家没什么限制。除了义务教育、军事教育是有限制的以为，几乎我们什么限制都没有，都敞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很着急。补充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就是做了很多新的规定，包括董事长，包括师资的构成，包括董事会，委员里面要有三分之二的什么什么的规定，但是严格地讲这些都不符合规定，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那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

　　另一个就是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这个我不多说了。

　　还有一个就是教师教育的转型问题。教师教育是我分管的一个领域。那么教师教育现在是这样的，整个中国的教师教育有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们的教师供应达到了供求关系基本上平衡。在历史上来讲，由于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义务教育发展特别快，所以教师始终处在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假设的。一旦有选择就会提出质量要求，所以中国的教师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从数量满足到向质量提高的转变的阶段。那么怎么样提高教学质量呢，综合性大学，非师范类的综合大学积极参与教师的培训，它一定是这个方向的。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谈。包括我们这个师范教育的体制、体系、模式、方法，同时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教师职业化。因为以前因为教师缺乏嘛，只要你有学历就可以当教师了，结果不承认教师是一个专门的职业。那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是希望把教师像法律，像医生，像律师，像会计那样，有专门职业的，有专门技能的那种。我们现在就要强调教育的职业化问题。这个现在就有很多需要研究的事。

　　四、政策知识分子

　　最后我想简单地说一下，咱们这些搞教育研究的人，政策理论的人在国家上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政策知识分子”。这个“政策知识分子”就是说他这个，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在《教育政策评论》序言里讲过，就是这个行政和研究是两种文化，一个是行政文化，一个是研究文化。行政文化和研究文化使得政策研究和政策决策之间不好沟通的，有很多的障碍。那么这个当中需要有一个机构，有一个人，不是说数量啊，而是说有这样一种类型的机构，类型的人来做这两者之间的沟通。那么就出现了专门的职业，从事政策研究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的发展中也做了大量的贡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相信包括他的咨询啊，做各种各样的报告啊，做受各种机构委托的研究啊，还有包括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啊，都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就有很多可用武之地。

　　我看这么一个机会就说了这么长，就到这里。那么最后我想给五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提提问题，提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