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问题能够成为政策议题，它受什么因素影响，我想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一个就是它影响的时间和空间，这个问题可能对我来说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事，这个学校建在这里不建在这里，我的小孩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就希望它马上投资建好。但是它的这个影响时间有多长，范围有多大？第二个，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它原因是什么，它是怎么导致的，解决这个问题大概会要什么办法能把它搞得清楚，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一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啊，其实往往我们在说出一个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个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社区、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区，对它的重视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楼房里经常有养狗的，北京人是挺喜欢养宠物的，那么楼上养狗这个事情，你说这个事情严重不严重、重要不重要，那么在很多地方法律就明文规定，楼里面是不允许养宠物的。以前我住的那个楼，有一条蟒蛇跑出来，一个城市里面怎么会有一条蟒蛇的呢？后来搞来搞去，原来是一个人家养的宠物跑出来了。那么当没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就觉得这个还需要什么法律来规定养不养宠物吗？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人们真正感觉到得有法律了，你下面有一个院子你可以养，在大楼上你不能养宠物。你家里边弄一个鳄鱼呀什么东西养养，这个从他的个人权力来说可以养，但是你在公寓里是不可以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是有一个认识的方法的，它有影响问题的因素，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希望把简单的问题先解决掉。运作太复杂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难决策。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高考的问题，现在我每次讲座的时候，很多的同志都提出来，你说这个高考的问题你打算什么什么，说句实话我根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请陈致力部长来他也回答不了。这个高考的问题，说白了根本就不是教育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反映在教育上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它反映在教育上，不同的问题啊，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它都有一个反映的主要方面，它是一个反映在教育上的社会问题。

　　还有一个代价的问题，刚才我说过了。另外一个就是是否有导向性，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向性是不是大家有一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取向。还有一个就是能不能评估。这个非常重要。咱们在制定政策之前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假如说制定的话，这个结果怎么样，我们能不能评估它？如果这个事情，我做了一个政策，我根本不知道将来怎么能够确定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你就要考虑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方法，就是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个政策的可评估性。

　　问题的认定它有一个形态，一个是认定的形态，一个是认定的过程。首先是从觉察问题到问题的界定到问题的陈述，从问题被认定的形态来说，它是有了问题情境，然后把实质问题抓出来，最后问题形式化。

　　2、政策决定

　　1）决策模式

　　 当政策议题确定之后，那我们就要进行决策。那么在政策决定的过程当中，现在在整个的政策研究的理论当中有3个基本模式：理性模式、渐进模式、综合模式。

　　 理性模式是我们比较早的用的一套模式，就是提出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要多快好省，这个是比较理想化的。但是经过事实的证明，特别对于复杂问题，理想模式是不现实的。

　　 所以，逐渐地被大家认可的一种模式是渐进的模式。渐进模式的特点就是改良，这个以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他的一个政治过程有两个翻译的文本，一个是北京翻译的一个是上海翻译的。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他就是说我们这个改革发展不能搞突变，一定是渐进。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因为所有以前的决定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不能想象在我们以前那一个决定是完全错误，因此他说现在的决定一定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否则的话，如果你认为我们前人所做的决定完全是非理性的，那实际上我们是非理性。这个思想很有意思。

　　 但是呢，人们又把它发展为一些综合性模式，就是说对有些局部的问题我们可以很理想化，对有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其它的系统模式去处理它。

　　2）决策程序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政策决定阶段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决策程序，决策程序一般的说来有这么几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叫分析教育政策问题、确定教育政策目标；第二个叫设计教育政策的方针，这个方针不是我们那个教育方针，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解决它的思想方法；然后是对教育政策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第四个是选择教育政策方案；最后是教育政策方案公布实施。

　　这是比较要点的5个，实际上真正一个政策我们还可以再分解。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把它说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在国际政策制定当中有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

　　重大政策的制定应该有两个方案，我说的这两个方案不是说一、二的两个，是指两个方面的方案。一个是可行性方案，一个是不可行性方案，这个是我们政策研究的一个很成功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北京大学国家重点资助18个亿，这个是一个，将会对它起到什么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怎么怎么样的使用，那么还要对它做一个不可行的方案，就是18个亿给它没有用的。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国家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央决定，上海市党委也高兴，到2005年要把上海建成亚洲的金融中心。那还是在1990年，十年前吧，做的一个决定，那么就成立了一个班子证明上海可以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但是，当时有一个市长很聪明，他说请复旦大学做一个方案，证明上海在10年内不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复旦大学就接受了这个课题。那么很快的，能够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方案出来了，大家感觉到也蛮有道理的，可是复旦大学的这个上海不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方案拿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写得太漂亮了。他说，你要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要有若干的条件，比如资金拥有量、你的流动量、你的开放程度，你的国际地位，它有若干的数据，比如说有10个要素，你这里有8个要素可以得到， 还有两个要素你根本得不到，你这10年你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对市政府来说，对中央纪委来说，就是说你假如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否则就是自己骗自己。那么怎么办，或者我们不再争论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决定我们就是要把上海建成亚洲金融中心，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但是它确实使我们感觉到，比如说我们要加快金融开放的进程，你要成为金融中心，这个金融不开放你怎么能成为中心，人家根本就不来，你总要让人家来呀人家很愿意来呀，很愿意来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金融开放。你看我们国家金融开放的步伐是相当快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国家各项重大的金融事件，我们的金融开放速度，比起我们国家任何的开放速度来是最快的。这个是当初谁都没有想到的，因为金融这个东西是经济的一个比较高的形态，它还不像物资的流通，它是一个影响了国家命脉的行为，那这个它的这个管理水平、它的控制能力就很强。我们是很保守的，你就看看我们的文件，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文件对金融是严格控制，经济可以开放，特区可以搞，但是金融是严格控制的，可是你到了90年代以后你看，我们金融的步伐是相当大的。我们这次之所以敢进WTO，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金融不怕了，你来好了。虽然否定的方案（不可行方案）没有采用，但是那个方案对我们考虑很多问题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说我们现在建议就是做重大决策的时候，都搞一个不可行方案。所以我们搞教育政策研究的机构，很多的时候要做这种事情，你不要跟人家讲很多很容易做得到的事情，我不做那个方案，我只要做不可行方案，不可行方案往往能够起到更加促进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