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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制定课程政策的政策"历史由来(1)
我国的课程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确定的,属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有高度集中统一的课程标准,课程的改革、编订和实施,中央政府均要发布一系列指令性文件。
原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莫理士认为,香港的课程发展模式属于"权力压制式"。在他看来,香港"由中央决定的课程纲要,学校和教师休想越雷池半步。学校和教师在课程发展的整个程序上,只是一个被动和接受的角色,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地位。这种情况,不单在行政上,更有教育则例的确认。"其实,把这个评价用来评价中国内地的课程也不算过分。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课程政策属于中央集权型的,因而广大教育工作者也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似乎课程问题就应当由中央统管起来,学校在课程设计面前无能为力。这样,我国内地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只有教学论,而没有课程论;只研究如何更忠实地实施课程,不研究如何设计或编制课程;课程问题只有政策性,没有学术性;只有原原本本地照本宣科执行,不能进行学术探讨。
这种课程政策的来源既不是!日中国,也不是新中国的发明,而来自苏联,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确定的中央集权的课程政策模式。当时,苏联关于学校课程的编订,都是由苏共中央以命令决定的形式下达的,只能照办,不许质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课程政策就是引自苏联的。
而且,在内地由于"制定课程政策的政策"都是由我国党和政府亲自决定的,因此,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往往对课程问题有一系列的论述,作出一系列的指示,形成自己完整的教育理论和课程学说及课程现。例如,毛泽东同志在半个多世纪当中关于课程改革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问题,就有大量的论述并有专著出版。其中大量论述,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或课程设计仍具有指导意义。当然,有些观点或论述,今天来看是过时的,甚至是失误的。我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某些指示或论述,也是我们"制定课程政策的政策",这是我国大概也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课程政策的一大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长期实行的中央集权制的课程政策有了很大发展变化。以前指令性的国家课程文件,今天已变成指导性文件,以前中央独揽课程决策权的局面今天基本被打破,地方和学校、教师和家长参与课程决策的形势已见端倪并在深入发展,课程管理体制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
4.应吸取的历史教训
前面,我们说明了我国目前课程教材出现的新局面和我国课程政策的发展变化。此外,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方面,我国中央集权制的课程体制有诸多弊病,需要改革,并且我们在改革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今后的改革道路还是漫长的,艰巨的,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中央集权的课程体制也有一定的优点,不能全盘否定,走向完全地方分权的另一端,这在我国50年的课程改革历程中已有深刻教训,世界课程学家也曾有过论述。
在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历史年代,全国也出现了教育大改革的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中指出:"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同时,进行缩短学制的改革试验。这样便出现全盘否定中央集权的课程体制的偏差,地方分权盛行起来,课程教材出现无政府状态,结果造成教育质量大滑坡。
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如此。由于当时全国通用教材被彻底销毁,中央不再有统一的课程标准,地方上各行其是,一些地方把政治、语文、历史3科合并为大文科,以毛泽东著作代替教科书,把物理、化学、生物改编成"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发电机和水泵);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湘)一头猪,等等。这些都是课程体制带来的严重后果。
当代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也证明,如何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两难问题。"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以学校为基地的改革,做就了不少良好的学校。可是假如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些顽固保守的地方力量,便借地方分权为挡箭牌,不求改进。"或者出现自由化和无政府状态。"白卓和麦戈(Beche&Maclure,1978)指出政府如以地方分权去设计课程,应假定那只能顺着当前教育界的情况发展,而不应冀求出现突破性改革。地方分权目的只在于推动学校自我批评的气氛,投入改革的行列。""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和课程等主要改革较易由中央发动,学校日常活动的改革较易以学校为基础去进行。可是中央发动和带动的改革可能对课室内的活动影响甚小。"
我国半个世纪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各国课程专家的理论研究都证明,课程体制和课程政策的变革,要辩证地处理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不能绝对地否定一面,肯定一面,否则必然会出现偏差,落入"馅饼",带来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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