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D-SCDMA发展到TD-LTE，我们要感激政府所做的工作和努力。另一方面，TD-SCDMA也给政府提高威信增加了砝码。TD-SCDMA的成功不仅培育了中国的民族通信技术，支撑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更使中国通信业改变了以往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证明我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是英明和正确的。未来，TD-LTE将为打造创新国家，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TD-LTE应走国际化道路

　　记者：目前TD-LTE产业链还有哪些短板，TD-LTE该如何应对国际化竞争?

　　邬贺铨：芯片仍然是TD-LTE的薄弱环节。我国现有的几家芯片公司实力仍然不够强大，这些公司很多是在TD-SCDMA商用之后才进入市场，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目前TD-SCDMA用户已经突破了600万，但对于芯片产业而言，这个数字仍然不够多，市场层面尚未形成非常好的良性循环。这些公司的资金实力还是较弱的，所以仍然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包括利用重大专项给芯片研发公司以更大的支持。

　　另外，芯片涉及到集成电路先进技术，我国芯片代工企业现有工艺只有65纳米，如果要升级到45纳米，乃至40纳米，仍然面临投资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依赖海外代工企业，竞争上就会失去优势。所以在芯片层面，仍然需要给予大力的支持。

　　尽管TD-LTE国际化面临挑战，而且4G标准尚未最终确定，但都采用FDD的可能性不大，因为TDD天然的适应不对称的双工模式在应用上具有优势，业务带宽越宽其业务不对称性就越明显，TDD优势就越能体现。从技术角度而言，FDD和TDD两种模式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就此而言，TD-LTE必将实现国际化，并将形成自身的国际市场。

　　记者：TD-LTE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主流TDD标准，并且吸引了众多海外运营商的关注。可以说，TD-LTE在国际化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机遇，您认为我们该怎样处理好这个重大机遇?

　　邬贺铨：国际化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别人要“走进来”，如果我们提出的标准只有本国企业参与，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国际化。目前，已经有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外资企业参与TD-LTE研发，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第二是我们要“走出去”，要让TD-SCDMA以及TD-LTE在海外真正商用，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机会。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小规模的TD-SCDMA试验网，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TD-LTE的国际化有几个优势。首先是成本优势，现在TD-SCDMA一个信道的价格已与GSM类似，甚至更低一点，在成本上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优势。其次是频率优势，TD-LTE的频谱利用率高于2G，TDD的频率优势是FDD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在频率资源紧张的情况下，TD-LTE走出去是有很多机会的。这次世博会就是TD-LTE走向国际的一个绝佳平台，相信会给众多海外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即中国能够提供TD-LTE。

　　现在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利用各种手段保护本土市场，因此TD-LTE要进入这些地区是有困难的，但是TD-LTE的国际化并非意味着只能走入欧美市场，全球范围内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可以说，只要有需要TDD的地方，就有TD-LTE的机会，这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实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TD-LTE走国际化道路，并与中国通信企业的“走出去”相结合，推动TD-LTE技术走向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