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TD-LTE产业链的后续发展还有哪些重要工作?您觉得国家还应该给予哪些政策来推动TD-LTE产业的发展?

　　邬贺铨：TD-LTE在世博会的展示是产业整体向前推进的重要一步，但产业链尚存一些不尽成熟之处。第一，TD-LTE芯片还需继续研发，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手机终端芯片，延长LTE终端的待机时间。第二，TD-LTE应加强智能终端开发，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第三，TD-LTE网络的优化技术也是新的挑战，还要有一个试验和摸索的过程。第四，TD-LTE的测试仪表还存在短板，包括专业仪表和测试仪表。第五，TD-LTE的业务应用离不开移动互联网，但移动互联网技术与现有互联网相比还有差距，还有很多应用需要开发。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16个重大专项，其中“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是通信业唯一的重大专项，这个专项几乎涵盖了TD-LTE产业的各个环节。事实证明，这一重大专项的安排好比一场“及时雨”，是非常正确的。

　　重大专项在支持TD-SCDMA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应有作用，也及时支撑了TD-LTE后续技术成为4G国际标准的努力。这展现了国家决策者在发展通信技术上的高瞻远瞩和坚定决心。重大专项有力地带动了整个TD-SCDMA产业链，包括芯片、终端、基站、软件、测试仪表和业务应用等。希望国家还将出台后续政策，支持TD-LTE芯片、移动电子商务，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

　　TD-LTE将鼓舞未来移动通信发展

　　记者：您认为TD-LTE对我国未来通信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TD-LTE在未来发展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邬贺铨：要探讨TD-LTE的意义，就必须回顾TD-SCDMA产业的发展历程。12年前的1998年，中国向ITU提交了TD-SCDMA标准，当时在许多外国人看来，TD-SCDMA无非就是一个标准而已。到现在，TD-SCDMA在国内正式商用已经一年多了，在与其他两大3G标准的系统较量中毫不逊色。目前TD-SCDMA用户数是国内所有3G标准中最多的，而接通率、掉话率等指标达到了较好水平。

　　成为国际标准仅仅是产业进程中的一步，并不等于在市场上一定就能成功。现在来看，在我国政府自主创新的决心和信心推动下，再加上“官产学研用”等几方面的协调发展，促成了TD商用的成功。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技术的进步在加速。无论TD-SCDMA、WCDMA，还是CDMA2000都是基于CDMA技术的，而LTE是基于OFDM技术的，所以很多外国公司认为中国TD的优势一旦演进到LTE就将不复存在，因为OFDM是美国早就领先的技术。

　　对中国电信业而言，此时的策略选择应当注重两个方面。第一，不能在产业尚未准备好的时候就演进到LTE。我们应继续大力建设TD-SCDMA网络，更多地积累市场经验和提升用户体验。第二，在产业准备方面，不能放松TD-LTE的研发。在TD-LTE的标准化进程中，还应采用“产学研用”结合的方式，以运营商为主导，同时联合设备制造商共同发展，这样才能在标准上化被动为主动。

　　任何新技术从研发到普及都需要一个过程，TD-LTE是对我国未来移动通信发展的一个重大鼓舞，是我国自主创新信心的反映和决心的表达。TD-LTE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中国可以可持续创新。正因为有了TD-LTE，在未来的4G标准中仍然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所以TD-LTE对中国通信业非常有意义，也非常重要。

　　记者：您如何看待国家为推动TD-LTE所做的努力?TD-LTE为我国打造创新国家，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何重大意义?

　　邬贺铨：国家支持TD-SCDMA的力度是很大的，在3G发展之初，就优先考虑TD-SCDMA的频谱安排，支持TD-SCDMA的试验，投入专项研发资金，并且安排运营商中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来承接TD-SCDMA的建网和运营。中国移动也为TD-SCDMA做了很大贡献。TD-SCDMA商用之初，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运营商的强力介入，给TD-SCDMA发展注入了重要的动力，也形成了很多创新的机会，推动了我国自主创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