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学科建设思路

        记者：东大原来的优势学科主要是冶金、采矿等，这些年除了自动化、计算机学科长足进展外，听说东大最近在生物医学工程方面有新的发展计划，可以谈谈吗？
赫冀成：东大的传统优势学科当然是冶金、材料、采矿、机械等。到1998年为止，东北大学一直是冶金部直属高校。因此，“冶金院校”的桂冠和对冶金工业的贡献曾是我们几十年来的骄傲。但是，以信息技术为前导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这顶“桂冠”也越来越沉重。在继续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十几年来我们大力支持自动化、计算机等新学科的发展。在教育部的一级学科的评估中，东大的自动化名列第一，计算机位居第九。也许可以说，这是东大学科发展的第二个浪潮。在自动化与计算机学科的发展中，与东大科技产业的良性互动受益非浅，实现了“双赢”。
        很多学者预测，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世纪，更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归根结底，高水平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应当站在人类社会科技发展的前沿。当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候我们没有掉队，迎了上去。东大有没有可能迎接生命科学时代的到来？否则面对最活跃的科技舞台我们只能作“观众”，这怎么说也有些悲哀。
        数年前我就在想，像东大这样的学科结构，有没有可能进入生命科学的领域？因为东大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基础。但是，东软集团的发展给我们打开了一条通道。即从信息技术进入生命科学领域。这就是依靠“东软”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平台，与荷兰飞利普公司、荷兰埃因霍芬大学合作办一个高水平的“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不仅能够进入生命科学的殿堂，而且具有独特的竞争力。也许可以说是东大学科发展的第三个浪潮。
        如果这样算起来，我们既拥有面向国家重要基础产业的优势学科冶金、材料等，又形成了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的自动化、计算机等学科的优势，如果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再建设起生物医学学科的实力，那么，从追踪科技发展的意义上说，东大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学科结构和优势。
记者：东大拥有第一个国家数字化医疗影像设备工程研究中心，这是为您所说的“从信息技术进入生命科学”之路打造的吗？
        赫冀成：从顺序上应当反过来说。东大培育了东软，东软成功地把东大的研发成果产业化，其结果又出现了东大发展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机会。
东大和生物医学工程的的缘分要从更早的时期说起。
        上世纪80年代时国家从美国一家公司引进了3台CT机，那时国内特别需要这个，买起来也很困难。当时有一台落在沈阳，坏了，偶然想起了我们，请了我们学校的两位实验技术人员过去看能不能修，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谈一样。结果他们还真的给修好了。后来我们从重庆把另一台买了过来，然后进行研究，自己开发。就是这样起步，形成了我们国家现在可以自主生产CT的良好局面。
最近我们和飞利普全面合作，而且不是贴牌，我们拥有自己的品牌，按比例同时用飞利普和东软两个牌子销往全世界。在商标这点上我们没有让步。为什么它们会选择与东软合作？飞利普的副总裁来时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他们是看中了东软背后的东大。因为我们可以把最好的人才提供给东软，包括我们的博导、专家、一流学生。这些资源是社会上的公司很难拿到的。他还问我：“如果我们现在和东软合作了，以后你们不把人才给我们了怎么办？”我笑了，“只要东软有我们的股份，就永远不会有这一天。”
当然，现在东软已经有6000多人，人才问题不可能全依靠东大。其实现在引进人才已经不只是看薪水，还有生活环境。东软在这方面的观念也非常新：开发基地设置地点靠近人才。所以后来东软在大连、南海、成都设置了开发基地。我非常赞同他们的这种做法，同时也提出“你在哪里建开发基地，东大就可以考虑在哪里办一个IT的独立学院，将人才和基地捆绑发展。”
        这个做法现在也渐成气候。其实东大现在已经是全国IT人才规模最大的高校了。而且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底座是独立学院，塔身是示范性软件学院，塔尖是东大的信息学院。
世界500强里和软件有关的企业几乎都在我们这些新建的IT学院里捐赠过实验室，学生们从读书时就开始熟悉他们的企业文化，对东大来说这也是一种长远性的战略储备。
记者：这确实是比较先进的思路，东大还会考虑涉足其它行业吗？
赫冀成：我们国家的小汽车大部分依靠引进，中华牌是唯一的国产品牌。目前科技创新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科技体制的创新。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其实在我国的重点大学里，拥有各类科技创新资源。但传统的体制和机制、管理规定，不能发挥不同科技创新资源的潜力。不能发挥就是束缚。通常人们把科技创新活动比喻成河流的上中下游。东大进行了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的改革。
        第一类是高校的基层学术组织，这是一个大学的“细胞”，它是决定大学学术特征的“基因”。我们把所有沿袭了几十年的“教研室”重新组合为“研究所”，对应研究性大学的理念。它的特区是“985”的平台和基地。它们以基础性、前沿性、探索性的研究为主。要坚持以高水平的科研带动高水平的教学，教学科研并重。第二类是三个国家级工程中心和九个省部级的工程中心，它们以重大技术开发和向生产力转化为主。为此成立了东大研究院将它们集中到了一起。第三类就是下游的科技产业集团。对科技创新资源在体制上的结构性调整之后，将对不同资源给予最适合的能够充分调动科技“生产力”的政策。
汽车电子是在东大研究院适应沈阳汽车工业快速发展要求开辟的新的研发领域之一。
(近年来，东北大学先后同美、日、英、德、法、意、俄、韩以及台湾、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邀请了2000多位外籍专家来校任教、讲学和合作科研。聘请了150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为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先后选派教师1600多人(次)出国进修、讲学和科研合作，促进了学校学术水平的提高。)

“研究性大学”理念带来的风波与思考

        记者：东大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的魄力和成绩确实有目共睹，能够形成现在的格局，和您提出的“研究型大学”理念恐怕是分不开的。在中国，您是较早提出“研究型大学”概念的校长——而当时东大并不像现在这样抢眼。
        赫冀成：1995年上半年，我做校长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上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概念。这是我基于国外留学的感悟。因为1995年时离21世纪只剩5年，当时高等教育系统提出了一个话题——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
        大家都在谈论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等频繁出现的词汇。因为当时回国的时间不是很久，我脑子里充满了对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印象和感触。所以当时贸然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几乎没有反应，可过了两年，又有了剧烈反响——批判的声音很大。
有的老师对我说：“赫校长，你得注意点，你那个‘研究型大学’别总提了。”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们都私下骂，说你懂不懂教育啊，我们是大学又不是研究院！”我听到后很吃惊，因为“研究型大学”在国外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回顾大学的发展历史：剑桥、牛津都是七八百年的老校，在那个时代高校是以教学为中心的，从德国洪堡大学开始逐步形成大学的研究功能，以致后来的“研究型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大学搞了很多军事方面的研究，为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学衍生出高科技产业的功能。在知识经济的热潮中，美国的硅谷、三角园区、128号公路的高科技园区受到全世界注目。但它的背后的科技支撑是什么？是大学。
        退回国内来想，中国的知识经济能从哪里出来？当时大多数国企都还没从低谷中走出来，而中国的高校当时是最具有知识经济元素的地方，一是人才，二是科技成果。中国高校是不是应该承担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责任？一个国家高校发展方向是要和国情相结合的，做不到这一点就做不能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
当然国外大学和我们的做法不同，大都是在背后支撑，而我们是直接办。这是有可能衍生出一些弊病，但我觉得不能够因噎废食。今天的成果证明了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一个评价，说中国的第一个大学科技园诞生在东北大学。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这是一种历史的荣耀。实际上如今我国的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国外，因为这是国情决定的，我们的国家发展需要从高校开始培养高科技人才。当然也有很多人对大学科技园也提出过质疑，对此我想说：大学科技园从我们算起才不过十几年，对于大学科技园的探索，十几年的时间还很短。不必过早否定。
记者：能不能这么理解，东北大学的基础条件在国内虽然算比较好的，但要做研究型大学，和清华北大等老的名牌大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东大以高新科技产业、人才需求为支点，走了一条完全新的道路去实现这个理念？
赫冀成：应该说这是渠道之一。

只做让自己愉快的事

       记者：您上面曾提到深受国外先进办学理念的影响。您是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的，也是中国的第一批博士。您认为在国外那几年给您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赫冀成：学会了思考。实际上去国外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我是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使馆的人看我表现不错要发展我入党，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当时很激动：一直想入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未能如愿。举行仪式时感觉自己象地下党员，宣誓还得把窗帘都拉上怕被日本警察看见。
        记得在刚到日本时，从机场去到学校的路上接车的日本人问我有什么感受，我当时没敢说别的，就说：你们街上的小汽车怎么这么多啊，跟我们家的蟑螂一样……
到了日本后对看到的事情我非常惊讶——他们都很讲究中国文化，甚至比当时的我们更懂中国文化。所以每天我们这些留学生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常常是一边发泄不满，一边研究怎么向他们学习。
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个特点：党的教育已经“渗透”到了血液里，在国外的时候又经过了对这种反差的思考。这让我们能够把国外的先进理想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现在，改革不是什么新鲜的字眼，我们讲改革讲了25年了，现在更要善于改革，这个很重要。
现在有年轻人要出国研究学习，我都会忠告他们：去了之后不要只钻进研究里，如果只是被动地听从导师安排工作，那你永远都是为别人在打工。学习的同时一定要思考：我自己能做些什么？现在这个学科的方向是什么？要充分接触发达国家的各个方面。这样你回来能够做一些大事。
记者：您今天在进电梯前说了一句话：“我刚刚确定了后半生的理念！”可以问问这指的是什么吗？
赫冀成：这完全是个人的人生感悟。
        前段时间我总在想：这些年一直为了学校的发展在忙碌，现在东大已经呈现了良性发展的趋势，回头想想我自己，因为没有在自己的科研上投入太多时间，而这恰恰是我最有兴趣的事情，总是感到遗憾。
就工作生命而言，时间越来越少。有限的时间怎么渡过？我常常想，我至今为止的人生，只做了一件事，即做十年校长，和大家一起看到了东大的变化。个人一无所成。但我并不遗憾，而且觉得很幸运。1980年因为出国考试成绩好，有幸第一批出国。在过去的年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连干部都没做过，共青团也没入上，更没想到后来竟然做了校长。做了校长后，又能亲眼看到学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体验了从困难中爬上去的过程，这些就足够让人愉快的了。回想起自己第一天做校长时就已经确立了目标：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首先要做好校长。没有给自己的科研足够的时间，没能满足投身科研的愿望。所以今后的人生，仍然要愉快地渡过，因为我过去没有留下遗憾。
说起这些，昨天会上有人讲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功利主义做不好科研。我也这么想：一件事情如果不能带给你追求的愉快，那是做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