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数据开放共享

　　我国各大科研院校机构中，散落着海量的科研数据。在我刊在调研中，当问及“学科数据库是否为社会提供服务”时，30 所211 高校中仅有8 所学校提供了服务，多数学校未能提供服务。原因主要归结为项目管理不规范、信息技术支持人员缺乏、数据标准不一、提供服务有障碍，等。

　　华南理工大学陆以勤教授认为：“国家的科研项目管理过程存在问题，国家大项目召开的国际会议也不对公众开放，在实际科研中，都是从国外获取资料，国外的科研项目过程资料都很集中和规范，而国内项目材料要么不公开，要么零散，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

　　当下，大学利用数字文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复旦大学有一组对比数据充分说明这一点，2005 年，复旦大学购买文献资料的经费中，纸版文献为2053 万元，电子文献资料为505 万元，纸版与电子的投入比例为4:1；2010 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1，即纸版文献为2100 万元，电子文献资料为1097 万元。去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1:1。

　　而与加大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献、信息数据共享壁垒重重。

　　如同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由于信息数据使用缺乏相应的机制，众多研究机构都在数据共享的问题上争持不下，并且，数据共享还有走回头路的迹象。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中国工程院孙九林院士就从事地理数据的分析与利用，他对国内科研数据的共享过程深有体会：“2000 年左右，我们调查数据共享，当时非常踊跃，但是现在却在走回头路，什么问题呢？很多人看到数据非常重要，就不愿意共享了。现在对数据越抱越紧，即使是科研部门内部，共享情况也不乐观。”

　　兰州大学大气物理所所长田文寿教授也一样遇到这样的困境：田教授2005 年从英国回兰大，他研究大气气溶胶，涉及到学科交叉比较多，灾害预警管理系统、地质信息、大气数据信息、人口信息、仪器设备等多个单位的数据，需要很多单位的协调和共享。然而，发现国内与英国在科研环境上有许多差别，尤其数据获取的困难带给研究工作诸多障碍。

　　中国海洋大学的钱教授提到：“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在国内获取数据比从国外还要困难。”在海洋大学，内部对科研数据共享有一个期限，一两年之内（课题组有优先使用权），原则上通过学校数据中心，普通教师可以获取。（除非是保密数据，需要有一定的审查。）然而，由于机制所限，中国海洋大学的科研数据原则上不提供对外服务。“不共享，我们是无法获取到他人的数据的，这也是导致我们现在缺少基础科学数据库的最大原因。”钱教授说。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家海洋气象局（简称NOAA）的气象数据，中国海洋大学基本上延迟三个小时就能获取。美国国家海洋数据中心（简称NODC）汇集了全球最大的并可公开查询的海洋数据，其数据的使用基本面向科研工作者免费开放，无论是对提供者，还是对使用者。

　　据了解，美国科研机构对数据（不论是观测到的还是加工过的）的应用，大致可以分为政府（包括联邦和州）机构制造的，比如气象局观测的、预报的、环保局观测的、计算的、NASA 观测的和繁衍的，以及资源人口普查数据等等。在美国，除非是机密，前两类数据是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

　　为此，华南理工大学陆以勤教授建议，应建立统一的科研项目管理系统，以利于数据共享及各类数据库的建立。“目前各类型项目要求都不同，各自建设，重复建设而且使用复杂。从国家层面上，项目管理系统应该是统一的，项目管理系统应具备开放性、系统性和全面性，把上级部门、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说。

　　（注1：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