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我还没开始做，院里所有的行政人员就全来了”，袁静芳对当日的情景记忆犹新，崭新的专业设置赢得的首批学员竟然是自家人。可以想见，当这批学员毕业时，中央音乐学院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现在我们翻看音乐院校的专业设置，艺术管理专业都是绝无仅有的。学院领导对这个创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宣布只要员工能够拿到学位，学费院里全部报销。而在校园外的更广阔的天地里，新专业更是一炮打响。

　　成功极大鼓舞了袁静芳，这使她认准了，要通过社会的需要考虑专业的设置。她的思维灵活，眼光放得也比较远，在她的带领下，9人小团队集思广益，2004年又推出了新专业——钢琴调律。我国家庭钢琴保有率庞大，一般来说钢琴每隔3个月就要调试一次，调律师需求量很大。这个时候推出的钢琴调律专业绝对是面向市场的产物，自然受到社会的欢迎。只不过，这个专业非常强调面授，至今只有北京、杭州、长沙三个地点有条件开办。

　　新专业带来了生源，也带来了利润，但是袁静芳的目的并不是赚钱，她信奉一个原则:“我们的教育被社会需要，社会给我们回报，我们再进一步反馈给社会。”学历教育进入正轨后，她又把目光盯在了非学历教育上。其实，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一直是以两条腿走路，大师班和硕士研究生进修班从学院成立起就开始办，不管困难多大都没有停过，而且搞得有声有色。现在，袁静芳要加强非学历教育，把它做大做强，以便形成一个舞台，把中央音乐学院乃至整个音乐界的名师名家名课推上去。此举表明，她从来没有放弃在远程音乐教育领域开办高精尖课程的想法。一位位学术权威相继离世，让她既伤心又惋惜，如果能够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留下他们精彩的课程该是多大一笔财富。这些学术权威以前只针对少数精英作小班教学，有些大师不带学生，也很难请到音乐学院里讲课，即使请到也只有某一届某个系某个班的少数人才有幸到场听讲。袁静芳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权威请来，把他们的课程录制下来做成课件，然后用远程传输手段发送给更多的人学习。

　　“我做的专业课程与校园内的不一样，但也可以达到高精尖的水平”，袁静芳如此评价她在远程音乐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的创举，她表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现有团队稳定，她就有信心把非学历教育办出规模，并最终达到“把优秀的资源发送给社会，把社会上的资源引进来，让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成为全国音乐学习的一个网络园地。”

　　集体成就与个人损失

　　远程音乐教育的事业正在健康的成长，它的成就属于整个团队，每周例会袁静芳坐在这些与自己的女儿差不多大的青年人中间，感受着团队协调一致、团结无间的气氛，觉得自己都年轻了许多。

　　“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袁静芳笑着说，“我有时脾气急躁，对着一群孩子，又特别容易放纵自己，结果一些时候还没弄清楚问题就把人家批评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就向人家赔礼道歉，他们看我年纪大，也就原谅我了”。虽然如此，领导一个团队还是应该有些威严，让员工心里有个严正的对象，否则管理制度就很难有效地推行。袁静芳承认自己的管理很严，考核标准严格，迟到，早退，服务态度不好，凡是犯了错误都要罚款并在会上点名批评。其实学院有据可查的罚款记录只有一次，被罚金额也很少。但是员工们还是引以为戒，尽量避免出错，因为相对于罚款，他们更怕院长的批评，要知道在9个人的会议上被点名批评，目标还是相当大的。

　　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员工与学生，员工与教师的矛盾冲突次数也在增加。尽管袁静芳很理解员工，她知道教师对学生的水平一直不满意，有些学生打小抄、逃课也让人十分恼火，在其间处理这些微妙的关系，做多了就累了，累了火气就大了。但是别无选择，她还得抓服务态度，要求员工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要保持一个好的服务态度。比如她要求电话响起到接听铃声不能超过3次，因为打电话来的都是“上帝”，他们都不了解远程音乐教育，都是来了解情况的。

　　去年年底，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成立5周年，袁静芳回顾走过的历程，也许是早年经过军旅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中国女性特有的韧性和坚强，她觉得这件事做起来很有意思，毕竟再苦再难都坚持过来了，所以并没有对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学生们对我们的感情，让我们觉得很温馨，这件事挺有价值的”，她说。

　　如果说这其中还有损失或者遗憾，则全部是她个人的。最大的损失是她的学科研究速度放慢了，搞了一辈子音乐学，到该出成果的时候了，没时间整理资料，思想集中不起来。到如今，她只能抽时间搞研究，并在心里宽慰自己，远程音乐教育学院现在还需要她，自己的事情就顺其自然，以后再做吧。

来源：《中国远程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