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类科研机构“下海”了

　　2000年1月26日傍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给一本营业执照几秒钟的特写。有人戏称,这是中国最值钱的执照。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首先完成企业登记注册。

　　院所改革发端于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根据“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方针，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进入优化调整期。

　　1999年6月30日被全国几大主要报纸称为“科技界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从这天开始，242个开发类科研院所正式实行企业化转轨。

　　院所转制让众多科研单位获得新生。否则，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还苦恼于“堆积如山”的技术被拒于市场门外；北京化工研究院还陷在“没课题没经费没市场”的怪圈里；宁夏林业所也走不出濒临破产的深渊……

　　据统计，第一批转制的242个院所于2000年全部完成工商注册。第二批134个科研机构，到2001年底绝大部分完成工商注册。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机制改革到结构调整、从封闭运行到开放重组的新阶段。

　　2007年，中央级转制院所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经济建设主战场给转制的科研院所注入了活力，而转制的科研院所又让市场经济更加焕发出生机。

　　布阵国家创新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年预期，未来三年，采用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TD-SCDMA标准的3G用户可达8000万。但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却认为，太保守！

　　身后有一个66家企业和研究机构组成的强大舰队，杨骅“狂”得不无道理。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单独的章节。它强调在大幅度提高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建立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积极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服务、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的新机制。

　　应该说，产学研结合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为符合国家科技项目联合申请的要求，一些企业和研究单位 “假结婚”——申请项目时同舟共济，拿到项目后又“同床异梦”。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看得很清楚：以往的产学研结合常常是简单项目合作多，战略层次合作少，合作的组织形式松散，运行机制不健全。创新成果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此时，TD-SCDMA产业联盟出现了。

　　2002年10月，包括8家知名通信企业的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其后，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机构、外国企业也现身其中，“专利共享、共同开发、协同组织”的机制使联盟运转高效有序。

　　由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模式开始推广。钢铁可循环流程等四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首先成立。新一轮的创新体系建设风生水起。

　　2009年7月14日，全国技术创新工程视频会议召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创新型企业被确定为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三大载体。

　　在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挺进时，新的科技战略布局也提上了日程。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等新的经济区出现，共和国前30年形成的研究机构布局亟待调整。

　　利好消息不断传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型研究机构成立了，重庆、陕西等地建立了自己的产业研究院。新的探索正在继续。

　　60年来，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形成了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科研机构从1949年的30多个发展到了2008年的3775个。科技人员总量达到42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

　　回望这段岁月，必须提到，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果，攻关计划、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以及后来的支撑计划等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的实施，使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正如科技部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所言，今天的中国，科技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不再是需要“长入”的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