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手，灵与不灵

　　一本《国富论》让亚当·斯密一夜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该书1776年3月在英国一经面世，书中描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便被崇尚自由经济和市场力量的人们视若神明，尔后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更奉之为圭臬。

　　然而，人们同时注意到最近100年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德国法西斯统治、二战期间的经济管制、凯恩斯主义、中东石油禁运以及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等，每每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失效。

　　大半部的新中国历史同样没有为自由经济和市场留出挥洒的空间。事实上，在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国奇迹面前，即使是那些最激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有时也不得不选择沉默。

　　从“两弹一星”到战略核潜艇，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载人航天到16个重大专项……，60年来，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许多跨越和突破，都在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特殊时期和非常状态下，或当某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必须时，中国能够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在举国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成大事。

　　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以后再未出现管仲、吕不韦那种在政治上也能叱咤风云的商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济上施行“盐铁专营政策”，更催生“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其后传承2000余年，从而为当代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伦理精神提供了发育的沃土。

　　集中力量办大事，它体现的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46年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亮相，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其后集成电路问世……世界新技术革命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不期而遇。

　　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面对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集成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工程，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必然选择。有限资源的集中运用，让尖端科技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超越当时国家总体实力的巨大发展，从而让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而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落后、工业水平低下以及技术的不确定性等，也使这些重大科技工程带来巨大风险，严峻地考验着中共领袖们的决策力、动员力和组织力。

　　不可否认，无论主观动机如何，“集中力量”办出的大事客观上有时难以保证全是对事和好事。而且，正是由于“集中力量”，所以一旦出错，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更具灾难性。我们的共和国确曾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三门峡水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例证。

　　同时，举国体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计划经济作为突出特征，其消极面往往还表现在短期的高效率掩盖了长期的低效率，个案的高效率掩盖了整体的低效率。

　　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也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