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举国体制与时代同行

　　举国体制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优势的高度体现。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逻辑起点，对举国体制在“否定之否定”中扬弃，必将成就共和国科技发展的更大跨越。——题记 

　　“两弹一星”的第二种成功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奥运军团荣登金牌榜首，一时间让“举国体制”这个词汇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激增。其实，40多年前，中国的“两弹一星”已经为它做过充分的诠释。

　　许多年里，外界并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特别机构。尘封的档案里记载，1962年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

　　中央专委起初专门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1965年3月以后又加上了导弹。中央专委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其余14人中有包括聂荣臻在内的7名副总理和7名政府部长。

　　为一项工程专门设立规格如此之高的行政机构，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朝鲜战场上不时弥漫出来的核讹诈硝烟，就让毛泽东铁了心要搞出自己的核武器。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

　　然而，60年代初的中苏交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使这个刚刚起步的工程几近夭折。最终还是毛泽东拍板：“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尖端武器的研制仅新材料就需要5600多种，显然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党政军民、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研制大开绿灯。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的900多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工厂参加攻关会战。

　　在一次中央专委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到经费问题时对主管财经的李先念副总理说：“先念同志，你得高抬贵手。”

　　李先念举起手说：“对‘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

　　研制原子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到1962年，科研单位已由1956年的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研人员则由9000多人发展到94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国防科研系统的机构和人员。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的共和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爆炸能力的国家。

　　罗布泊上空出现的那朵蘑菇云，永远地定格在无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周恩来在接见《东方红》剧组演职人员时激动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并留下那张充满自豪和自信的经典照片。

　　凑巧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同一天黯然下台。毛泽东又以他独有的方式“幽了一默”：“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此前3个多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试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9时整，核导弹轰鸣着从发射阵地直插苍穹。9分14秒后，罗布泊弹着区传来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

　　“两弹”结合，终于使中国真正具备了军事意义上的核威慑力量。

　　1970年4月23日，重达173公斤的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的影响超乎国防科技本身。在重大工程组织过程中形成的高效运转的举国体制，可以看作“两弹一星”派生的第二种成功。强国之路，深深地留下了举国体制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