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行为自由。行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相当微妙，而侵权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平衡两者的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占多数的案件是盗用知名商标、打闹等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这类案件适用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巧妙地协调行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即“你有摇手摆臂的自由，但请不要碰到我的鼻子”。但对部分机动车交通事故、部分医疗损害、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和物件损害责任，则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如在动物致人损害等案件中，我国不像法国等国家采取无过错责任，而是采取适应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过错推定，这样既便于保护受害人，又使得致害人适当防控致害风险，以使以散养动物为主要财产种类之一的农牧民乃至养宠物的市民，有个合理的活动空间。在工伤事故、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责任、民用核设施等高度危险责任和部分交通事故等领域，我国则实行更加严格的无过错责任。这是为了平衡高风险经济活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个人权益等利益，为了使相关活动者谨慎从业，同时使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赔偿而确立的归责原则

　　其四，公共利益。法律的目标当然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因素，但是，经济效率常常与公平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体。比如，在中国铁路日益高速化的今天，在一些既有铁路难以改造的情形下，为了铁路运输的高速度，常常会减少甚至取消县级等站点的停靠，于是就出现了铁路运输高效了，但部分人士的经济、社会生活却被边缘化了的状况。

　　“侵权责任法”强调公共利益突出表现在改变现行医疗损害纠纷的法律处理机制上。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案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法律设计中的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处理二元制（医疗事故赔偿低于医疗侵权）、医疗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加上医疗事故鉴定的公正性较低（鉴定机关是医院的主管机关、鉴定专家是兄弟医院的医生等），病人或其家属乐意选择医疗侵权诉讼来维权。“侵权责任法”基于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效果差和医疗的复杂性等特点，遵循国际惯例，确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原则：对诊疗活动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在特殊情况下，如医务人员有严重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资料，则适用过错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