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尽管多年来始终保持着非同一般的机构稳定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学还是发生了变革，并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本章所例举的许多变化都是受到了大量外部压力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顶住了来自内部的不同意见才实现的。有人指出，大学已经失去了灵魂。还有人认为大学缺乏责任感，因为它使用公共资金，却往往违背工业界和政府的直接需要。来自政府部门、激进派学生以及外部环境的压力都使得院校机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事实上在各个现代国家不断发挥核心作用，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发展还会进行下去，但是近几十年来那样的大规模扩充已经终结了。在现代社会，大学是为几乎所有职业提供人员训练的最重要机构，它的这一地位不会削弱，尽管其他机构也提供某些领域的训练。近年来，由于财政压力，大学的科研作用越来越成了问题。没有其他机构能够担负起基础研究的任务，但与此同时支持大学基础研究承诺减弱了。

　　因而，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下列问题是未来十年及更长一段时期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入学机会与适应性

　　在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里，几乎所有适龄人群都有机会接受中学后教育，但在大多数国家，对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需求仍在继续增长。扩大高等教育社会阶级基础的努力进展缓慢，在许多工业化国家，这种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陷入停滞状态。随着东欧民主政府的建立、西欧对高等教育需求的重新出现以及继续发展高等教育的压力，入学和扩大招生的要求在许多国家将会得以持续。资金不足以及把稀缺的中学后教育资源的“高效率”分配的愿望将与入学的需求发生直接矛盾。那些以往上不了大学的人群的入学要求会给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许多国家，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有关高等教育的争论中，入学机会问题将处于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列。

　　行政管理、责任与管理方式

　　随着院校机构规模的扩大和日益复杂化，要求更高层次的专业化管理的压力也将与日俱增。同时，传统的院校管理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不仅因为它们过于僵化，而且因为这些规模庞大的科层机构效率低下。高等教育管理将会像在美国那样日益成为一门职业。这意味着在许多国家将会发展起目前尚不存在的“行政阶层”（administration estate）。对责任的需求也会增长并给院校机构带来更多的问题。随着院校预算的增加，必然出现对经费进行监督和控制的要求。目前还没有就政府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参与高等教育达成一致意见。在日益复杂化和科层化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大学内传统的并且是有价值的教授治校和根本性的学术决策模式，将是所要面对的挑战。

　　知识的创造与传播

　　在许多大学和整个高等院校系统中，科研已经成为一项中心任务。在有关科研管理和资金筹措，科研与综合课程及教学的关系，大学科研成果的使用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将越来越难以做出抉择。此外，由杂志、书籍和新的计算机数据系统组成的知识传播系统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新的数据网络应该由谁来控制？在新的形势下，诸如杂志之类的传统的传播方式如何继续生存？科学系统如何避免被数据的大量增加所淹没？谁来支付知识传播的费用？针对这些问题，包括第三世界和规模较小的工业化国家的学术系统在内的边缘科学系统被忽略了，但它们却也是重要的。

　　一旦具备了迅速传播知识的技术手段，控制权和所有权、对数据库的正确使用、保持数据库的质量标准及其他相关问题将显得十分重要了。新技术可能导致更加集权而不是更广泛的参与。同样可能的是，获取新资料的费用以及知识的流动将使图书馆和其他知识的使用者感到压力重重。目前，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学术机构、出版商和传播网络的所有者正在坐收其利。西方主要的知识生产者目前组成了一种信息卡特尔(cartel of information)，它们不仅控制着知识的创造，还垄断了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仅仅增加科研的数量和建立新的数据库并不能带来更加公平和开放的知识系统。学术机构处于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出版商、版权机构、科研资助者及其他机构也必然包括在内。

　　学术职业

　　在大多数国家里，最近几年教师地位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许多国家，对于责任的需求、不断增进的科层化、财政困难以及学生构成的多样化等对教师的职业提出了挑战。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财政问题与人口因素一起导致了这一职业的衰微。现在，人口因素和入学人数的适度增长又使得这一职业由人员过剩变为人员短缺。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教师的地位、报酬和工作条件在近年内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在那些较为贫困的国家里，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那里的教育资源在减少，而入学人数在持续上升。总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随着院校机构发生变化，教师的地位将面临严峻的问题。维护大学的自主权、学术自由和对大学传统目标的承诺将变得相当困难。

　　在西方，由于今后一段时间内在许多领域还会有比较多的职业可供选择，学术职业的薪水比不上私人部门，并且传统的学术性生活方式已经恶化，因此，学术界很难吸引“最优秀的和最有才华的人才”。教师不仅要从事教学和开展科研工作，而且要吸取外部资金、提供咨询服务等，这些压力实在很大。例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大学成了“花钱中心”（cost center），承担责任已经达到了最高逻辑限度。在英国，1989年以后担任教师的人不再享有终身职位，而且还要定期接受评议。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科研和学术自由的传统刚刚出现，今后在建立具有完全自主权的学术职业方面将会遇到挑战。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最大的——即要在不断恶化的条件下维持有活力的院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