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里，高等教育的变革并不明显。例如，在美国尽管在60年代有过激烈的争论，高等教育中结构和管理的变化仍然相当有限。曾经发生过扰乱高等教育的学生闹事并且拥有大量关于大学改革的报道的日本，其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建立了几所“新型模式”的跨学科院校而已——如位于东京附近的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筑波大学等。受学生抗议活动的影响较小，并且拥有能够付诸实践的发展其高等教育的既定计划的英国，在60年代也没有出现什么改革。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改革后来遭到了批评，有些则被取消了。例如，在德国，使学生和低级职员能够居于某些职能部门的重要岗位的管理方面的改革曾经被德国法院裁决为违反宪法。

　　经过了一个年代的试验后，60年代的许多变革被废除了，或者被强调责任和效率的管理体制所取代。包括政府，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工商界、劳动部门的外部力量在院校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0年代以及此后数十年的课程改革更为持久。在许多国家，跨学科项目和以及性别研究之类的新兴领域形成了改革的主要特征。

　　在过去20年中，职业化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各国普遍相信，大学课程应当为各种日益复杂化的职业提供相关训练。传统观念认为，高等教育应当为少数精英提供自由教育性的非职业化学习，或者说提供一套综合性的而不是限于某一学科的课程，这种观点因其不适应当代学生的需要而受到了普遍的批评。为找到报酬优厚的工作而忧心忡忡的学生们要求学校的课程更加具有针对性，顾主们也要求课程更直接地与他们的需求相关。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招生人数的减少，就是因为这些学科被认为与职业脱节。

　　课程职业化涉及到高等教育中另一个重要的世界性趋势：即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工业部门力图确保它们所需要的那些技能能够被反映到课程中去。由于大学与工业界的许多联系主要集中在科研方面，因此，这种趋势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工业界同大学建立正式联系和科研伙伴关系的目的，在于在它们感兴趣的领域得到帮助。在瑞典等国，工业界的代表加入了高等院校的管理委员会。在美国，大学和一些公司签定了正式的协议，以分享科研成果。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里，公司为其雇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这些培训有时是在大学的帮助下进行的。

　　在许多国家，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对高等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专利、研究成果的保密和其他经济问题相关的技术性安排显得十分重要。批评者指出，工业部门通常对基础研究不感兴趣，因此，这种新型联系可能会改变高等院校科研的性质，传统上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大学科研可能会逐渐转向实用的和营利性的项目。关于研究方向也存在着一些争论——例如在生物技术之类领域，较宽泛的公共政策可能同公司的需要发生冲突。人们还对具体的资助方式提出了质疑。为社会当前的需要服务、特别是满足工业界的培训和科研要求的压力对大学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对课程设置、科研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传统关系都将产生影响。随着要求大学为经济提供直接服务的压力不断增大，关于高等教育与工业界关系的争论也将继续下去。

　　传统地，大学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传统的大学管理观强调自主权，大学也力图封闭自己以避免受到外部机构的直接控制。然而，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充和费用的日益上涨，高等教育的经费提供者——主要是政府——向大学施加巨大压力，希望各大学承担责任。自主权和责任的冲突是近年争论的焦点之一。无一例外地，自主权受到了限制，一些国家如英国与荷兰，组了新的管理结构以确保更大的责任。这一点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在第三世界，自主权的传统历来不那么强大，对实行责任的要求由于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经济因素而使得它格外棘手。在工业化国家，要求实行责任的压力在本质上更多地是财政方面的原因。

　　尽管高等院校受到了要求变革的压力，并且在过去20多年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重大改革，大学中却没有什么结构性变化。作为一个发生重大改革的地方，瑞典是屈指可数的国家之一。在其他地方，尽管课程发生了变化，扩充业已发生，关于责任和自主权的争论一直未断，但是，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正如爱德华·希尔斯(Adward Shils)所说的那样，“学术气质”（academicethos）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且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削弱，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保存下来了。

　　 千年之交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是一种有着持续生命力的机构。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保存着传统模式中的关键成分。同时，在巨大的社会变革时代，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大学也成功地进行了演进。全球高等教育界成了各种思想、机构模式以及各种实践的荟萃之所。其原因之一是，欧洲模式的大学在殖民地时期被输入到发展中地区；另一个原因是，大学在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与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