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高等教育的扩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许多分析家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设想，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会普遍按照美国模式发展，即从精英型高等教育过渡到大众化，最后达到普及化。然而，普及型教育并没有变为现实。70年代一段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缓慢下来，只是在80年代后期又重新复苏。欧盟国家一般都在朝美国入学水平发展。出现这种发展缓减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性的，70年代“石油危机”给西方国家经济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方面是人口方面的原因，即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青年数减少；还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因素，一些国家对包括大学在内的公立院校的扩充缺乏以往那种热情。一般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西欧国家接受高等教育者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大致稳定在20%以下水平，在80年代后半期入学率开始再度增长，并且持续发展。这一扩充是在人口的稳定状态的这一背景下产生，并且由业已进入后工业阶段的欧洲经济中的变化所驱动的。

　　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往往是没有中断地持续扩充的。非洲是例外的情况，近年来那里的招生和入学缓慢下来。除了菲律宾等极少数特例，第三世界的入学率仍然比工业化国家低得多，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仍然负有为继续扩充高等教育和提高入学率的巨大责任。即使是在印度这样毕业生失业严重、毕业生大量外流的国家，也仍然需要这样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缓慢主要不是由于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下降了，而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困难限制了政府为教育的持续增长支付费用的能力。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本国大学不能吸收所有合格学生入学，因而导致学生流向国外。马来西亚就是这种情况，约有一半学生进入国外的高校。在工业化国家，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即高等教育的资金负担从政府转向个人。

　　有必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高等教育持续扩充的前景。尽管存在一些全球性的共同趋势如技术的作用不断增长，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仍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第三世界国家中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尽管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的发展在下一年代里可能会放慢，但是发展仍将是这些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关键因素。由于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地区之间的差别会变得相当突出。在那些经济不太成功的国家，大学的发展可能会变得更慢。东亚的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工业化化国家或地区，拥有发展高等教育的资源，同时维持着对毕业生的较大需求。例如，台湾和韩国都能够广泛地吸收大学毕业生，同时也能够承担规模庞大、设备先进的大学所需的费用，特别是其大部分学生在私立大学就读。因此，即使存在高等教育扩充应当放慢乃至停止下来的迹象，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公众对中学后教育的需求仍然很大，并且政治权力机构也会发现，提供入学机会比限制它更容易一些。业已发生的只是，中学后教育成本不断转向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

　　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更难预料。尽管高等教育发展可能难以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那种水平，已有一系列因素表明增长会得以继续。已有证据显示，在一些西方国家某些年龄段的人口略有增长，尽管人口学家估计这种增长只是相当短暂的现象。目前在大学、政府部门和工业界任职的一大批20世纪60年代受教育的毕业生不久将陆续退休，由此会引起对受过大学训练的人员的大量需求。另外各国还认识到，在竞争不断加剧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以大学为基地的科学研究是增强科技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总的经济趋势仍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西方国家，抵制政府的一般性支出特别是教育拨款是否仍旧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因素，这点也还难以预料。20世纪90年代中学后教育重新增长，尽管这一增长与明显的财政问题密切相关。

　　 变化与改革：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对高等院校招收更多学生并扩大其职能的需求导致了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发生过有关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烈讨论，并且也确实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变革。推动这场讨论和变革的若干重要因素是可以弄清楚的。无疑，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期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学生闹事事件造成了高等教育的混乱。另一方面，闹事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高等教育发展过快而引起的学校条件的恶化。在少数情况下，尽管学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措施，他们还是要求对高等教育进行深刻的改革。学生们不断地要求结束传统的欧洲大学僵化的等级制度，并且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革。“讲座制”被修改或废除了，以往由教授操纵的院校决策权范围扩大了——在一些国家包括学生在内。与此同时，通过各种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计划，传统的学科壁垒被打破了。

　　几种最为传统的西欧学术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在改革运动最深远的国家中，瑞典大学的改造最彻底。改过的变革包括决策民主化、大学内部权力下放、把高等教育扩展到以往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开展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以及课程职业化等等。法国与荷兰也发生了改革。在这两个国家，改革者都强调跨学科研究和学习决策民主化。在德国，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一些州也出现了变革，大学的传统结构让位于更为民主的管理方式。

　　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学结构重建的主要趋势是改进大学的管理效率和责任。60年代的诸多改革被加以修正乃至去除。例如，现在学生的权力要少于以前。在荷兰，全国性的结构重建增加了管理人员的权力，在新体制中学生没有什么权力。在德国、瑞典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可以看到类似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