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第三世界，高等教育的扩充更加令人瞩目。在规模极小和极为精英化的大学的基础上，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在二战结束伊始的一段时间迅速扩充。在印度，在校生由1947年独立时的10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400多万人。在非洲，高等教育的扩充同样十分显著。接受中学后教育的学生数从1960年的21000人增加到1983年的437000人，但是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所遭受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使高等教育增长在90年代陷入停滞状态。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近来所遭受的经济困难导致生均经费下降，学术水准明显降低。入学增长速度也缓慢下来。

　　一些非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趋势。在少数突出的例子中，如在菲律宾有三分之一的适龄人群接受中学后教育。第三世界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尽管总的来说它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方面仍然落后许多。例如，尽管中国的大学生人数超过了200万，接受中学后教育人数却只占适龄人群的1%左右，约占高中毕业生的4%。一般而言，第三世界高等教育的扩充从比例上超过了工业化，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只也存在明显差别——一些国家仍然保持着规模较小的精英型大学系统，另外一些国家则扩充得快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和台湾处于最高速增长和目前入学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之列。

　　如果不考虑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思想等因素，高等教育的扩充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趋势。全球范围而言，适龄人群（20~24岁）中约有7%进入了中学后教育机构——这一统计表明，二战以来每一十年内都有增长。高等教育首先在美国，接着在欧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目前，扩充的中心在第三世界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当然，在招生统计和学生比率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一般而言，尽管目前大学生人数中女性约占40%（各国之间差别很大），然而她们的入学机会同男性相比仍然要少。除少数例外情况，工业化国家中适龄青年接受中学后教育入学人数的一般性统计数据掩盖了许多关键性的差别。例如，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学习理工科的学生比例高于传统人文学科的学生比例，而后者在发展中国家里往往占主导地位，即使有一些例外，如中国。

　　高等教育的扩充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核心因素是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的日益复杂化，从而需要更多受过高级训练的劳动力。中学后教育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要求提供所需要的训练。诚然，在许多领域内，以往属于在工作中传授的许多训练都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正规化了。计算机科学等全新领域已经涌现，因而需要依靠大学为它们提供科研和训练。韩国和台湾等正在发展科学和工业实力的国家或地区依靠学术机构提供高级训练和科研的程度，超过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情况。

　　高等院校不仅提供训练，而且为当代社会中的许多角色和职业提供考试和学历证书。这种作用自从它的中世纪前身起就一直是大学的中心任务，不过在近年大大地发展了。在大多数国家，越来越多的职业把大学学位当作员工录用的先决条件。的确，在现代社会，学历证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获取权力和声望是必不可少的。大学因而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是一道必经的程序，也是未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各国之间学术界内部的竞争体制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十分强调在大学里有良好的学术成绩和考试成绩。要想获准进入某些特定的职业领域，通常还需要参加额外的考试。

　　由于各种原因，大学作为考试机构的作用也在扩大。随着教育的大力发展，需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筛选机制，以便严格控制那些高盛誉职业的录取人数。大学还被看作是精英教育机构，它能够提供如实地评定学生的成绩然后决定录取与否的公平、公正的考试。一旦这种机制像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样遭到破坏，或者像在印度一样受到腐败影响的制约，大学就会受到明显的削弱。那种过时的、非正式的、依靠藻饰进入高声誉职业的做法已经不合要求，也不再被看作是公平的。那些全新的领域还没有上述筛选机制，因而不仅不断地要求学术机构提供训练，还要求它们提供考试和证书。

　　高等教育扩充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代社会日益增多的各类人群都有这种需求。中产阶级意识到学历对于取得成功的必要性，要求接受高等教育。政府在一般情况下的反应是增加入学机会。当政府行动不力时，私人力量往往创办院校机构以满足这一需求。在印度、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等国家，大多数学生都在私立学院与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目前，以高额学费形式收取使用者费用以及通常把高等教育看作“私人产品”（private good），已经成为强有力的世界性趋势。这些变革的目的在于在保持入学率的同时降低政府在中学后教育方面的成本——尽管这些变化将给高等教育的质量、入学率和管理带来的长远影响尚不明确。

　　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都得到政府的大力资助，大多数（即便不是所有）院校机构都是公立的。尽管由私人创办和经营的院校与公立教育机构共同承担责任的趋向日益明显，然而政府很可能仍将是中学后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战后院校机构的激增表明各国政府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要求扩大入学的呼声一直是一种极其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