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文化建设最根本的是营造一种积极、健康、人文的氛围

　　记者：现在的校长们都很重视学校文化建设，但我注意到，当一所学校是张校长时，体现的是张校长文化，而换了李校长后，又是李校长文化了。您怎样认识这种现象？

　　杨骞：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已形成的学校文化，不要因校长的更替而断流，重要的是校长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新绝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二是不能把不良风气和学校文化混同。校长本人的为人处世态度和工作方式都是和学校形象紧密相连的。一个任人唯亲的校长和一个爱大吃大喝的校长肯定都对学校产生着有形和无形的影响。但这只是一种风气，是不良风气，不是文化。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众多校长可能十分关注并强调制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但是实际上，一种制度、乃至一所学校运行的好坏，仅仅依靠制度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一种制度的实施或者执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一种看不见但却起着支撑作用的制度环境，也就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文化。所以学校文化的建构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健康、人文的氛围，张扬一种振奋人心、与时俱进、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校长重视学校文化建设是对的，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就应该是文化管理。当然，学校文化常常反映着校长的个性特征。

　　记者：您在学校文化建设上是如何着手的呢？

　　杨骞：我是从三方面来考虑我们学校的文化建设的。首先，学校文化是一种服务文化。学校是一个服务部门，校长是为教职员工服务的，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现实中，人们不太看得起“服务”，以为服务就是侍候人，其实这样认识是不对的。现在我们要积极倡导、实践这种服务文化，通过服务获得服务对象的认可和肯定，体验教育工作的快乐。

　　第二，学校文化是一种学习文化。学校不只是学生学习的场所，而且也是所有教职员工的学习场所，是教师专业不断成长的场所。我们一直把教师的学习作为学校管理、改革、发展的重大策略，在学校大兴学习之风，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第三，学校文化是一种探索和研究的文化。教育具有普遍规律，但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情境性、具体性、个性是很强的。所以学校的办学思想、教育教学行为，需要结合其实际来探索和把握。我始终把课堂教学看成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把学校管理作为一个探索的过程，把我们所有行为看成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经常要求我们的中层干部，所有工作都要立足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下一道指令，只局限在管的层面。对干部这样要求，对老师也同样如此。比如教学，同一个教学内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场景下能完全一样吗？还有班主任工作，个体性、情境性更强，不注重积累经验，不注重研究怎么行？

　　记者：营造一种积极、健康、人文的学校文化氛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您作为校长是怎样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引导这种文化的呢？

　　杨骞：一所学校的文化氛围与校长密切相关，教职员工不但看你校长是怎么说的，而且要看你是怎么做的。工作中我一直在遵循着：用光明前景鼓舞人心，用光荣事业凝聚人心，用敬业奉献感动人心，用学术权威征服人心，用心灵沟通打动人心，用人文关怀温暖人心，用人格魅力赢得人心，用奖励措施激发人心，用丰厚待遇留住人心，用和谐环境感染人心。我是怎样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引导我校文化的，值得一说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心存感激”四个字！也只说两件具体的事情：一是我手里有一份全校教职员工的生日表，我每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今天谁过生日，然后送给这个人一份以我个人名义印制的生日贺卡和一个生日蛋糕。二是每周一早晨，我都要和“学生校长助理”一起站在学校大门口，迎接教职员工和学生入校，并问候“早上好”。

　　希望有更多的教育专家或研究者到中小学当校长

　　记者：至少在教育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说东北地区校长的教育观念要比东部一些省市校长的教育观念落后、陈旧一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骞：在任校长之前，我曾听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说过，大连的基础教育要比上海落后10年；在我任校长之后，我也曾听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说过，东北地区、至少在我们辽宁地区名校长的“名”，不是东部一些省市名校长的“名”。人家是带有教育家特点的“名”，对教育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而我们这个地区名校长主要是反映在他有多少学生考入清华、北大，以升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来衡量一所学校有没有名气，附带着它的校长有没有名气。此“名”与彼“名”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我还介绍一下《新华网》所做的一项“您认为我国教育目前最需要什么”的调查结果，50%多的人认为我国教育目前最需要的是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真正的教育家。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校长之间的教育理论水平、认识水平是有差距的，真正能够谈出一些自己的教育想法或者办学思想的校长还是比较少的。这从你们报纸的版面上也能够反映出来，在上边很少能看到我们这个地区校长的文章。

　　何为“名校”和“名校长”，这的确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我认为衡量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绝对不是考入清华、北大人数的多少，而主要是看学生的发展以及学校品牌，这主要包括：学生是否有特长，教师是否有特点，学校是否有特色，校长是否有绝招儿。

　　记者：您思考过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吗？

　　杨骞：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单就校长本身来说，有一个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问题。现在校长的整体状况还是官本位的。如果校长们这样定位，那么他在实际工作中，更多表现出的就是发号施令。我想“校长”的角色不仅是学校共同体的领导者，学校事务的管理者，国家教育意志的执行者，还应该是师生员工的教育者，组织文化的引领者，学校教育与管理的研究者。校长应该更多地从教育专业层面考虑领导、管理问题，深入地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由此就会形成一个学习、研究、交流、表达的氛围。如果把校长当“官”做，肯定不会形成这种氛围，又何谈校长的办学思想？

　　另外，现在中小学校长产生的渠道还不宽，主要是在中小学教师中产生和教育行政部门下派。我主张，今后校长的选拔渠道可更宽一些，要从政策、体制、甚至氛围上引导更多教育专家或研究者到中小学来当校长，这对促进地区性的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都是大有裨益的。

　　记者：您认为教育专家或研究者到中小学当校长的优势在哪里？

　　杨骞：教育专家或研究者当校长，首先，他会把所有的管理行为作为一个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管”；二是他的学术视野比较宽，对教育问题思考得比较深刻，可以站在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前沿领导和管理学校；三是他的学术权威的影响力是一般校长缺乏的。比如，我认为，从研究的角度，学校管理就是不断地发现、协调、平衡、并解决人与人、人与事(或物)、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的探索过程，我把自己的学校管理定位在处理这样的“十大关系”上：教育行为与教学效率的关系，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的关系，师德与教学能力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学与教研的关系，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与自我的关系，我与学校的关系。

　　当然，我这里说专家或研究者当校长的优势，绝不是看轻中小学教师中产生的校长，事实证明，这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校长。我的基本观点是，校长队伍要多元化，以面向社会竞聘的方式取代现行的校长任命制。

　　简介

　　教育学博士、教授的头衔他都有，还有多年在大学教科所当所长的经历，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教育专业研究者。然而，他不恋书斋，不固守著书立说的研究者角色。三年前，通过竞聘而成为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就是杨骞——现任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也是辽宁省基础教育战线第一位教授校长。

　　当校长，对杨骞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角色。三年前，他在不断地追问“校长是什么”、“校长做什么”、“校长如何做”的过程中走上了校长岗位。三年后，实际工作的历练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校长”角色的分量，并在基层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研究者这两种角色之间找到了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