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所以可以贩卖个人信息而谋取不义之财，原因就在于某些不良招聘网站、电信运营商、银行、医院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见钱眼开，泄露和滥用个人信息，所以这些合法获得和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机构才是源头，而只有堵住信息非法泄露的源头，才能算是打到非法泄露个人信息的“老虎”！

　　现在有一些奇怪的现象，连法院的执行机构都很难甚至无法查到的个人银行存款、手机号码等信息，一些调查机构却敢打包票查得到。而且他们还往往所言不虚。

　　从企业层面来说，像某省移动通信公司那样敢于直接藐视保护个人信息之法律义务的，大概还并不多见。而是否真正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则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企业公民责任的重要标准之一。

　　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只有非法泄露和贩卖信息的，才有判刑入罪之虞，但对于疏于管理而导致员工泄露信息的，还并没有有效的法律制约。所以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后，并没有像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后那样，出现企业大规模学习培训劳动合同法的热潮。

　　这提示我们，刑法固然是最严厉的打击手段，但却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制度设计。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查明的情况，确有犯罪分子通过购买猎头网站的服务，随意下载个人信息，或通过虚假招聘，收集个人信息出售获利。因而，有必要通过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建立一种“合理谨慎”的制度设计，衡量机构是否采取了有力的制度和措施保护个人信息，并在其疏于保护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笔者建议通过引进惩罚性的民事赔偿制度，通过经济赔偿手段来逼迫那些具有保护信息职责的企业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