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一百年后的历史思考

　　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历史上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而且，对彻底废止一个延续1300年且影响重大的科举制，即使是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100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更为明晰全面。

　　作为一种选材制度，科举制的连续性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曾几何时，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绕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后来梁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我倒认为，从考试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性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当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亨廷顿曾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了。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东西。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事先对规则做出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强制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制度，它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到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

　　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10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能更客观、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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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废止至今已有百年，但其是非得失的争论十分激烈，不但国内研究从未停止，国外也有众多学者对中国的科举考试深有研究，主要表现为理论层面的科举制度历史价值与现实影响的探讨。

　　近20年来，由于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的开展，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引发对科举制度新一轮的研究热潮，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科举制度的历史价值及其兴废的原因、科举考试的管理方法，尤其是防患作弊的方法，力图从中获得一些可资借鉴的信息。

　　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150人，日前聚集在厦门大学，参加了由厦大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何评价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如何评价科举制度废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认为：“100年前的今天，在新学与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中，在维持科举制度前提下数次改革尝试的失败后，科举制度终于被废止了。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但不等于科举制度没有历史价值和某些至今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教育遗产。”

　　如何评价科举制度的功过，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科举制不仅传播儒家思想，培养庞大的“士”阶层，还使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对加强社会安定、民族融合、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流动等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但也有研究者指出，科举经过千年运作，将这一制度的两端即上至统治阶层和封建政府下及广大士子乃至普通民众卷入其中，成了越来越凝滞的“累人”制度。更有研究者直接提出，科举考试是对人性的摧残，是中华民族缺乏创新性的重要原因，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科举考试对人是一种摧残，还是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两种观点是否有相容之处，虽然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视角上有不同的看法，但通过讨论，研究者也彼此加深了理解与融合。

　　自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于1992年提出“科举学”一词以来，近10余年间，学术界围绕着科举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科举学的提出，本身包含着以整体的观点，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对科举进行科学地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不再各学科分门别类、各自为战地研究科举，改由各学科交叉协作共同系统地研究。因此，关注科举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建设的定位与学术品格，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分析科举研究的政治视角、文化地理视角、关注科举学与书院学也是本次研讨会论文提交的一个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