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杨建宇]很高兴参加这次征求意见座谈会。今天这个会议让对《规划纲要》提点意见，因为没有拿到《规划纲要》。我谈的意见可能和在座的不一定一致，仅供大家参考。

　　我是1977年大学毕业生，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一直在关注高考。应该说直到目前为止，高考的制度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国情就是这样，人口太多，基数太大了。实际上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最好的考试方法就是“面试”。参加考试谈几分钟，他的素质、他的水平全都能看出来。但是咱们这么多人不可能做到这样，一千万多人参加高考。我们退休的一位老校长曾经说过，他说现在的高考制度确实毁掉了一些孩子上大学的梦，但是圆了更多的孩子上大学的梦。所以，我们反思一下，包括十年动乱停止高考招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那种推荐式的工农兵大学生上学，实际上上学都是一些什么人？我当时查了一下，都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等等都是这些人，不能体现出教育制度的公平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觉得现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比如刚才几位同志发言都提到了，关于务工子女高考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教育资源不平衡。教育资源不平衡是历来都有的现象，但是原来这个问题不突出，因为我们口袋里就那么点钱，不可能办事出去更多的事情来。现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收入越来越高，公众积累基数越来越大。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得进行改革，不改不行。

　　首先，高考的功能强化的太厉害，名副其实就是一个指挥棒。从我所在的高中来说，中学的教育，它的任务是基础教育，小学、初中是九年义务教育，到高中仍然是基础教育，所以叫中等学校，可是现在偏偏就把高校选拔考生的任务就压在了高中学校。我觉得这是一种策略上、战略上的失误，学生一进高中，马上就瞄着高考，完全用高考来指挥我们的教学，来指挥一切教学活动和教学行为。像我是多年带高三毕业班，成天就是教孩子怎么得分，选择题是选B还是选C，有什么办法能得分高一点，这一辈子等于就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有悖于我们的教学规律。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不如交给大学，我们现在的考试实际上是一种机械化的一刀切式的考试。还是没有摆脱应试教育，当然会考试也是一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牺牲了他的个性发展为前提。我们现在高中教学就已经在提倡发展学生的个性能力选拔，但大学我觉得更应该发展个性能力选拔。我这些天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体育运动发展的那么快，在奥运会上能拿金牌总数第一，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连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我觉得跟高考制度不无关系，它抹杀了学生的个性，你再有创新，高考分怎么样，够不够上线的杠杆。所以，我觉得高考不应当把担子放在中学。我建议能不能把这项工作完全交给大学，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在做了，今年又进一步扩大了各高校自主招生的比例，能不能做得更彻底一点，全都交给高校。

　　据我所知原来我们老的教委曾经跟清华大学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自主招生。其实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招生，其中有很多机会可以选择，我可以考这个学校也可以考那个学校，考试时间都错开的，这个学校我没考上，我别的学校考上了，或者两个学校我都考上了，我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经济的问题。当年据我了解，清华大学为什么没有承担自主招生工作，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但是那时候比较早，至少是十年以前。现在的经济发展，各校应该有能力做这个工作，自主命题、自主招生，还有可能出现一个矛盾，比如大家都想上清华、北大，扎堆的现象，我这个月刚陪校长从法国考察回来，法国在高中里面办预科班，如果你要想上一流的大学，想上好的大学，那就参加预科班的学习，它的学制是两年，两年以后参加这个学校的高考，你如果考不上还可以复读，考上以后是从大三学起，所以整个时间也不耽误。我要是不想上一流大学，我觉得上个一本、二本就满足了，那就参加各个学校的普通的招生考试。这样大学才知道什么学生适合继续接受大学的高等教育，现在把这个工作交给中学，中学怎么能够考察出他是不是能够继续深造，不知道他的个性究竟适合哪一方面的发展，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能不能淡化高考，教育部把这个工作揽下来，实际上找了更多的麻烦，有命题、考纲的制定和怎么实施，不如把这项工作交给大学。

　　对于中学办学的优劣评价问题，也不要用高考来评价，因为它承担的任务不一样，要是以高考的水平，有多少学生能参加高考，能考上一流大学，能考上清华、北大，这样来评价这个学校工作做得好与不好，评价校长的工作好与不好，评价教师的工作好与不好，我觉得把中学的性质给扭曲了。我觉得大学应该进一步扩大招生，现在的经济能力应该可以达到。至于会不会影响大学的教学质量，是不是可以参考国外的那种形式“宽进严出”。这是我的第一条建议。

　　第二，关于高考的命题问题，一定要降低难度。中学还是基础教育，结果现在高考题搞得非常难，而且在那种细腻的地方来考察学生。北京高考连续几年了，不管是单科状元还是总分状元，都是女孩子，我当然不是说女孩子就不能得状元，但是连续这么多年，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考虑。我做过统计，学生失分，70%以上就是粗心，而在这方面女孩子比男孩子有优势，男孩子粗心。所以，争得到白热化的程度，在顶尖的凤毛麟角的群里，女孩子当然占优势，男孩子70%以上是属于粗心，20%以上属于遗忘型的，不到10%是属于概念型的。所以，我们考试考到这种程度，在1分、2分上，在细心不细心上分出优劣，这种是限制了学生活泼的创造性思维。再有命题科学性的问题，能不能利用这些资源把题出的更好一点，科学性更强一点。还有阅卷的问题，学生的成绩最终体现在阅卷的结果上，所以阅卷对于公平竞争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但是我觉得确实存在着阅卷误差的现象。比如语文的教学老前辈“张雄”先生曾经任过语文高考命题组组长，他曾经做过一个课题，就是减小作文阅卷的误差。后来我就问张院士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他说有办法，一个就是延长阅卷的时间，我多年参考高考，任务逼的非常紧，上面说十天必须阅完，但是到了考试院规定七天，到了考点就是五天结束。大家都知道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萝卜快了不洗泥，时间那么短，怎么能够确切的评价出一份试卷的优劣。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灾难性的90秒”，说看一篇作文绝对不会超过90秒，当然这确实有点夸张，不会再这么短时间评分。

　　还有就是用微机来阅卷，2008年北京开始引入微机。在此之前是一篇作文看两遍，两个人一组，我看一遍给一个分，我的搭档再看一遍再打一个分，因为都是纸质的，都写在上面，所以我判完分以后，他受到了我那个分的影响。引入微机以后，就可以背靠背，我给一分他看不到，他再给一分，如果误差在5分之内取平均值，如果超过5分，再由第三者进行打分。总而言之，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阅卷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这个问题我提了多年了，因为工作量非常大，阅卷很艰苦，高考6月份结束，等于其他年级还在上课，不可能动用其他年级的老师，只能是高三老师阅卷，一般都不愿意来，因为收入很低很累。阅卷老师尤其是判作文的老师，一定要持证上岗，当然我们现在在培训，短短的半天培训不能解决问题，得资格考试，得持证上岗。当然，总体来看水平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做到了公平，但是看落到谁身上了，误差在1%，但是这个1%对这个孩子来说是百分之百。所以，阅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得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解决。

　　总而言之，我觉得高考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它影响的不是小问题，它影响的是关于我们几代人的问题，影响着我们社会发展的问题。从数量上来看，一千万人参加高考，加上他的父母，再加上他的亲戚朋友，在中国这个社会上，它的影响面是很大的。所以，一定得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现在世界闹金融危机，中国也卷入其中，正是因为金融危机，反倒给我们带来一个契机，我也看到了国务院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也包括对于教育投入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所以能不能借着这个契机能够改革的步子走得快一点，改革的步伐走的大一点。比如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问题，我看报纸上说温总理为这个问题睡不着觉，现在能不能尽可能地做到教育资源能够均衡一点，现在是“马太效应”，学校越有名，办得越好，给你投入越多。教育资源越差，本来偏远的山区、老少边穷的地区，本来就差，投入再少，就难以维计。比如说能不能搞教师流动，我们学校现在在职的有17个特级教师，其实真正由我们学校自己评的只有6人，另外11个都是从全国各地引进的，学校名气大、待遇好，所以把人家培养出来的优秀教学资源都给挖过来了。现在北京市也出台了一个政策，比如对特级教师的要求，要求特级教师每年必须有80个学时参加支教工作，但实际上落实不了。我们学校就提出来了，你走了，你支教去了，我们学生谁教啊，我们培养的特级教师，你为别人服务去了，他们那儿就通不过，并不是我们不愿意为资源贫乏的地方服务，是不是应该形成一个制度。最近我看“讲师团”这个形式被否定了，可能效果不是很好。比如特级教师定期、定向地去支援资源贫乏的地区，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形成一种制度。尤其是刚刚退休的，比如我，我现在拿退休工资的，但是学校让我创新课程，我觉得我身体还行，比如到贫困的地区，生活照顾的好一点，能够定期地在那儿半年或一年来讲课、听课，我觉得我愿意做这个工作，凭我现在的经历、经验，我还是愿意做这个事。像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多考虑，否则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资源不平等的现象会越来越突出，它会影响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