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志新看来，即使程序再严格，也难以保证评奖的效果：“这就像给你一个错误的命题，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王志新认为，现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应该靠市场和竞争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而不是靠政府奖励。

　　在朱大保看来，科技不是不需要激励，而是不需要政府激励。中国现在没有肯定科学家的办法，所以只好用不是办法的办法，但这明显是吃力、花钱还不讨好的事，“国家关于奖励的条例，隔几年就修订一次，有没有考虑过，它从根儿上就不对？”

　　“从这里边也看到，我们各种资源过于国家化，评价体制从上到下打上了国家的烙印，强制执行，得到组织部门认可，这个推行起来无孔不入。”尹卓举例说，比如说报科技进步奖，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在科技部门立项的单子里，都必须是批准的项目。再重大的项目，再好的项目，没有进入立项的体系，也不能报科技进步奖。

　　“这种资源的集中，完全在国家，而发明创造是要自由思考、思索的，因为科技的东西不是由人为的立项能够圈得住的，往往科学的发明，都是在瞬间的，人的智力与环境、经历的结合和感悟，这要求有创造性的、想象的空间，而目前这种立项体系，就把它完全圈在你所划定的范围内，还必须是指定的科研项目，科技部和财政部都得审，他们认为符合他们的要求才能立上项。(这样的)科研行为就是短期行为，投了资立马就要求回报。”

　　“创造性思维进不了指南和范围，就是另类。”尹卓说，“这就是扼杀创新。项目一般都是一两年必须完成任务，完不成有惩罚措施。一方面允许失败，一方面体制上没有给失败留出路。基本的导向就是功利。像陈景润这样研究1+1的人，你以后可能很难见到了，因为他可能用很多年的时间才出一两篇论文。”

　　在尹卓看来，现在科技投入越来越多，但很多钱都没有用到地方。“专利也是一大害”，他说，“因为很多专利都是没有效益的。现在科技部分配项目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你给我出5个专利。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出专利呢？还没给钱就下这样的死指标，如果不搞垃圾专利，他有什么出路啊？你可以不搞，但下次就没项目了。因为这些人要靠这个搞政绩——这个项目我们给对了，科研能力如何如何强了。这和官员的政绩观是成一个体系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