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为年轻人抱不平：“大多数年轻人必须要通过报奖。不走这条路就断了生计。他的创新性很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扼杀了。”他甚至称这种现象是“逼良为娼”。

　　冯培恩对本刊记者说，科技奖励是考核科技从业人员业绩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很多企事业单位领导，乃至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志之一，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挂钩。

　　比如，院士数量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科技实力比较的重要指标，也是地方之间科技实力比较的重要指标。于是，院士数量成了单位和地区的政绩。对单位领导和地方官员而言，政绩就是饭碗。而得国家奖的等级和数量是评选院士的重要指标，获得国家奖是一心奔院士者必须攀登的阶梯。

　　冯培恩进一步举例说，大学与大学之间相比，获得国家级奖项的等级和数量、高级别论文的数量、院士的数量都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一所大学如果当年的得奖情况、论文发表情况、院士增加情况与同类同等级学校相比明显少了，那这个大学校长的日子会不好过，上对主管部门、下对广大师生都难以交代，甚至会受到质疑。科研人员本人也会因为奖励、论文之类数量和级别的欠缺而得不到职称晋升，甚至被分流。

　　一位高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科技奖励对高科技企业也非常重要，企业的项目如果能够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有两个好处：第一，奖金可以冲抵部分项目研发经费；第二，获得的荣誉有利于日后宣传推广。他透露，“一些企业就专门雇人在北京整天搞报奖的事情。他们特别精通什么奖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申报。”

　　“公关”

　　当高毅着手将已经完成的一个项目进行报奖的时候，他从同事那里得知，能不能评上奖并不完全取决于科研成果本身的水平——还需要一些公关。

　　“送红包倒不至于”，高毅说，“因为我们的成果本身的水平是不错的。但是，与评奖专家的沟通是必要的。”

　　国家科技奖励评奖有严格的评审程序，还有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评审，但是这难不倒高毅。他说：“说实话，一个细分领域里面的顶级专家也就那么几个，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事情，平常大家都或多或少有联系，要联系到这些人并不困难。”

　　报奖之前，高毅和课题组的成员一起，拜访了自己研究领域内的相关专家。

　　回头想想，高毅并不反对这样的“公关”：“其实就是和对方沟通一下，让他了解你所做的工作，这没有什么不对的。”

　　有的“公关”有时确实非常“自然”。一位专家向本刊记者反问：“你的一个朋友要来看你，给你带了点茶叶。他的项目确实参评，你说这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