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申报一个省级科技奖励的时候，高毅明显感觉到了不公平：“当时我们的这个项目明显比另外一个项目水平高，评下来我们的名次却反而低。后来，名次比我们高的那个项目组的人向我们透露，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进行‘公关’。”

　　尹卓是多届全军科技奖评审专家，现在他却坚持“既不评奖，也不报奖”。他说：“要报奖，要到人家那儿，一个一个汇报，再给人家送信封，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没那个脸。”

　　为了能够评上奖，有的参评者不惜使出浑身解数。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文采曾向媒体透露，在申报科技奖项时，“打包”申报的不在少数。譬如刚刚被撤销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李连生，就曾经把2005年申报过的项目和别的成果一起打包申报了2007年的科技进步奖。

　　本刊记者了解到，热衷报奖的情况因单位而异。一位不愿具名的做基础研究的教授说，在他们的研究所里，大家并不热衷于报科技奖励，因为科技奖励并不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挂钩，他们的职称评定也有一些标准，比如：工作年限、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等级、答辩委员会的意见，等等。他告诉本刊记者，据他了解，一般来讲，做基础研究的院所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偏应用和工程的研究机构和部队的研究机构更加重视科技奖励。

　　这位教授曾经参与过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向军队的研究人员了解过他们对科技奖励的看法，得知军队的许多待遇都与奖励挂钩，所以大家的重视程度要强很多。

　　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科技委前副主任、现任顾问朱大保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人在参与项目研究的时候就在考虑报奖的因素，因为项目获奖前景如何，是可以大致“预测”的，一般来讲，由学科带头人牵头的、经费多的，获奖的几率就比较高。

　　“我参加科研的时候，就有人是这么想的。这已经成为一个风气了。”他说。

　　“癌变”

　　尹卓说他感到痛心的是，“科技奖励过于量化和物化，整个科技进步奖的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如果再不处理，我们下一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一定会被这个东西给扼杀，影响非常之深远。”

　　他说，这条利益链的逻辑是：刚刚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他如果不搞“跑部钱进”，就拿不到项目，不拿项目就报不了奖，报不了奖就不可能积累自己晋升的资本；另外，如果不找钱，就没钱去投稿、去搞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简写，译成“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今后也不可能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