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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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慨校长难做：行政化严重，没有办学自主权

　　陈志文：你在十年的时间里，担任过四所学校的校长，你也是从老师做到副校长、校长，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我相信各种味道你都尝过，你做过历史老师，历史在学生眼里是非主课，您有些什么感受？

　　朱建民：我是从教课开始的。但自从当了校长以后，就离开讲台了。对于历史老师的感受只能是种回味了。

　　陈志文：我觉得校长是一个中间环节，如果校长做好，这个学校就好，然后整个中国教育就会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您有些什么感受和体会？

　　朱建民：我觉得在中国当校长，尤其当公办学校的校长挺难的，非常难。

　　陈志文：难在哪？

　　朱建民：我觉得我们国家把校长行政化了。像大学校长，有的属于副部级，有点属于正局级；像中学校长，就有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等之分。这实际上是行政化了。所以，现在很多校长不是按教育规律办学，而是按照上级的文件、上级领导的一些意志来办学。校长难当，难就难再几乎没有什么办学自主权。比如，现在我们学校有招聘老师的权利，但是最后要还是不要的决定权不在于你。再比如，学校的财务，我们的办学经费由核算中心管理，每花一笔钱，核算中心都要颁授，而且是按月拨付，所以有些钱你想花但是花不了，有些钱不能这么花，但专项就这么下来的。校长，缺少办学自主权，至少在法律上没有给予，我觉得将来应该建立《校长法》，在法律上赋予校长一定的权利，比如最起码的办学自主权。

　　陈志文：但是老百姓觉得校长有这个自主权。

　　朱建民：没有，绝对没有。作为一个校长，现在聘用老师的权利都没有。比如说，你看上了一个老师，想用这个老师，但是进这个老师很不容易；比如，有的老师不称职，要辞退，也不容易。当然，这次规划纲要上写了，对不称职的老师要有退出机制。现在的情况是，想要的留不下，不想要的赶不走，没有聘用权。

　　陈志文：人权，财权。

　　朱建民：财权刚才说了。另外，在购买东西上，都是政府采购。政府采购也有问题。比如说，要买椅子，本来市场价应该是100块，但是有几家工厂竞争，有一家厂子说60块，政府就采购60块的。这个椅子三个月后散架了，就没人管了。最后，确实是这个椅子质量差。政府采购这个问题上，好像校长要避嫌，要廉政，但实际上，像我们很多试验设备，你想要的要不了；最后反正也按计划拨给你了，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就是说，学校校长的人权、财权，再有一个就是奖励老师、奖励学生的权利，即奖惩权，这些都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课程设置权。现在国家的大纲、课标，就是学校的法，是不能动的。其实，课程设置应该有它的灵活性，课程设置应该体现自己学校的办学特色，就是开设自己学校特有的课程。课程观决定人才观。你学校需要有什么样的课程结构，你培养的人才就具有什么样的人才结构，你的课程质量决定你的人才质量。但是现在我们强调统一，千校一面，教育完全按照行政，格式化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讲，校长很尴尬。

　　总理提出教育去行政化，由教育家来办学。我觉得，校长的职业化是趋势，校长应该成为一个职业，不是谁都可以做校长的。校长要有独特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起草建立《校长法》，校长应该走向职业化。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领导人都在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教师的专业化、校长的专业化发展，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现在，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太统一了，有时候又太随意了，按照长官意志来变化。

　　陈志文：你刚才说回归到最本质的改革，涉及到体制改革，还有涉及到一些观念问题。

　　朱建民：一个好教师不一定是一个好校长，但一个好校长应该是一个好教师。作为校长，没有专业上的支撑，不懂教育，就不可能把校长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