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光明网】：那么我们下面谈一下，关于博士生的培养机制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整个中国的博士生培养的机制是不伦不类的。说我们既不像北美的“老板制”，又不像欧洲的“导师制”，但是我们都有这两者的特点。您是怎么来看待“导师制”和“老板制”的？

　　【顾海良】：这个概括实际上不是完全准确的，因为你看美国各大学的博士生的培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是老板制或导师制，欧洲也是这样。因为对国外的大学，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多少有点误读，喜欢谈诸如美国大学的培养模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美国的大学，有着不同的培养模式和方式。在欧洲也是这样，所以假如说既不像美国又不像欧洲，或者不像其他。我想这个可能正是我们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这个培养模式，应该充分地吸收一些发达国家著名高校培养过程的一些好的地方。最后形成的可能就是“不伦不类”，但却是高水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

　　由于学科的不一样，可能工科的学生更容易把导师称为“老板”。

　　【光明网】：对，这也是目前社会上讨论很多的，说博士变成了博士工。

　　【顾海良】：博士工，成为导师的简单的实验员。这个部分是学科使然，由于学科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工科，肯定要有以实验为主体的大量的工作。导师接受了项目科研任务以后，学生肯定是围绕着导师这个课题来做。那么导师可能会把一些实验、一些有点打杂的工作让学生来做。我觉得作为博士生，也有这样一个必要性。但是，导师应该非常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不要把学生当成一个简单的试验或操作工具，当作简单的实验员。这是导师的责任所在。

　　但是，假如把这个就称为老板制，我觉得不准确，因为这个实验室主任是导师，同时也起到了导师的作用，因为除了实验之外，他还要给他们上一些课程，进行一些讲座。而文科、理科，可能体现的更多的是导师制，你看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竭尽全力地同他们交谈，进行讲授，进行问题的探讨。但是，实际上，对文理科来讲也不尽然。在文科中，如搞产业经济学的，可能会经常带着学生出去做一些产业规划，也可能会接受比较多的科技经费，来进行科学研究。比如现在做十二五规划，我自己就有一帮学生跟着我做，湖北省某个地区的一个十二五规划，那么是否给人感觉也是老板制一样的？

　　我总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导师制度要根据学科形成的不同方式，还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学风和校风来形成自己一些独特的方式。但是，现在的基本事实是，我们导师辅导的方式可能比较单一、也比较传统。我们现在正在推广“双导师制”。比如讲现在有些结合经济社会与发展现实的一些重大课题，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指导完成的。“双导师制”，就是学校的科学导师和相关部门的这些工程类，或者其他实践类的导师，两个导师的结合可能会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做法。如果研究的主题是三峡水库建立以后造成的生态问题，造成的三峡各种效率、技术问题。那么我们就主张，学校有一个研究水利方面的专家，加上三峡工程方面的一个高级的技术人员或者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院的或者研究所的这些人组成一个双导师制，我们很希望我们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结合得十分密切的这些论文，能够有双导师制。

　　另外可以采取导师指导小组。因为我们现在导师对学生做的论文题目，不可能完全都知道。一个导师假如说指导这个学生，你对他所研究的课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主张组成导师组，导师组用集体的力量来对学生进行指导和辅导。

　　我们想建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导师制度，实际上也会有多种方式和多种样式。在各个学校里面，因为学校的原因，因为学科的原因，可能也会有差异，我们希望有一种多样性的，就是在一个学校有一些多样性的指导方式。但是检验这种方式的合理性，应该是你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和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我倒赞成这些“不伦不类”，能够转换成高水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生导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