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光明网】：那说到这个博士生教育的体制改革与创新，很多网友首先想知道的一点是，现在博士生教育的总体状况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现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博士生教育总体上乐观吗？

　　【顾海良】：从总的来讲，我认为，这几年博士生教育和整个高等教育一样，是一个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时期，规模发展得很快。我们有个数字，比如说1999年，我们全国博士生的录取数字只有1.83万。那么，到2010年，全国博士生录取的规模已经达到6.2万的，这个增长的规模应该说非常大。当然，这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种需要。

　　【光明网】：那规模增长的同时，是不是势必会造成质量上的问题？

　　【顾海良】：这个问题应该全面地看待。从博士生规模扩大来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每年要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从各高校送来得优秀博士论文中，每年遴选一百篇。这个应该说遴选越来越严格，当年只有一万多的博士生选一百篇，可谓“百里挑一”，现在五六万博士生中也是选一百篇，已经是“千里挑二”了。

　　我们从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角度来看，这一百篇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在提高的，一年一年，有明显的提高。这是博士生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毕竟在不断增大的博士生人数中，一百篇的数量并不是很大。就整体的来讲，原来一万多博士生，现在五六万博士生，这个总体的质量应该怎么评价？我觉得要全面地看待，好的、质量高的应该说比以前更好、更高一些。那么，中等和偏下的是有一些培养质量上的问题的。我认为，从总的百篇博士论文，甚至更多的千篇博士论文来说是比较好的，应该说质量在不断地提高。中等和偏下一点的质量下滑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在整个高等教育中，一个时期数量增长后的质量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光明网】：那我们下面来谈一下关于博士生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情况。首先我们先看一看选拔制度。关于选拔制度，有的人就说，优秀博士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在于生源的选择。那高校在选取生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顾海良】：就像你讲的，博士的生源可能是我们博士生培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选苗子，苗子选好了很重要。

　　现在，从整个高等教育来讲，在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录取选拔中，我认为博士生的录取选拔，学校的自主权可能更大一些。我们现在希望博士生录取过程中，导师能够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所以我们把考试中面试的权重增大，因为笔试固然能够考出博士生水平的差异，但是通过面试更能够检验出这个学生有没有进入博士生培养的基本条件，因为面对面的谈话，主要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考察他对科学的兴趣，主要考察他对研究问题的敏感性和敏锐性。这个是比知识多少更重要的事情。这通过面试是可以解决的。

　　这几年，武汉大学博士录取工作中，面试权重也在逐步地提高，以前我们权重是八和二，笔试占80%，面试占20%。从去年开始，已经到六和四，今后我们想一半对一半，就是笔试能够占到50%的分数，面试也占到50%的分数。面试着重考察的不是考生的知识面，而是考察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考虑他对科学的兴趣，具备的科学的敏锐性和敏感性，这对博士生培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我们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对导师看中的学生给予特殊的放行。比如说学中国哲学或者是学中国古典文学的。考生整体素质和能力都非常好，但外语考试分数比较低，就这些专业来讲，导师认为非常有前途的，我们可以放行。实际上，我们很多年来已经是这样做了。

　　哪些导师享有这些权利呢？所培养的学生获得过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导师，就可以最自由地、最大限度地挑人，甚至笔试不甚理想，面试很好的，也可以选。还有大家公认的优秀教师，如国家级教学名师，或者是在社会上评价比较高的导师，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可以享受这个权利，我们还想把这个导师的范围逐步地扩大。

　　另外，在考生方面，除了笔试、面试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证明他有科学研究能力的，比如说获得过国家科研科技发明奖，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的奖，通过他已有的成果证明他的能力了，我们也可以破格录取。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对一些优秀的考生，很多学生是念完硕士以后走向社会的，经过社会的检验，在社会上证明这些人具有很强的能力，具有进一步培养的潜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破格的录取。这些改革，还是着重于对考生研究能力的检测，对于他的潜在的素质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光明网】：所以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优质的生源招收进来。

　　【顾海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