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光明网】：有人就说有了生源之后可能还不够，到了我们的高校里面，肯定还需要我们高校有好的培养机制。那很多人就提到学科建设，以及我们的课程建设，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质疑，说我们现在学科建设以及课程建设不能够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因为觉得现在我们社会不仅要求学生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可能很多看重的还是他的创新能力，以及实际的操作能力。那您觉得应该有怎样的学科建设以及怎样的课程，才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呢？

　　【顾海良】：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现在博士生培养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科目录已经是1998年制定的学科目录，就是我们讲的按门类，按一级学科，按二级学科来培养。那么现在有些二级学科，一些新的，相当于二级学科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学科目录。也就是讲，我们不能按这些新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来招学生，还是要按原来的目录，这样新的学科要求的学生不能招生，更不能培养。另外和这个学科相适应的就是你刚才讲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这两个与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相比也是存在一定滞后的现象，现在我们强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问题出发来进行科学研究等等的要求。随着新学科的发展，有些课程落后了，有些课程需要更新，都存在一些问题。

　　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武汉大学，有的获得一级学科授权的博士点，学校有权进行新的二级学科的设定。比如讲新闻学，原来新闻学只有两个二级学科，一个是新闻学，一个是传播学。现在我们可以增设新媒体等二级学科，新媒体是新闻学，又是传播学，更是两者的综合，而且新媒体也结合了其他一些计算机学科、信息管理学科等一些交叉学科，那么对新媒体，设为新的二级学科后，有了新的专业学科设置和培养方案，就可以招博士生和培养博士生了。有一级学科授权博士点的学校，都可以做这项工作。我们现在很多学科，都新设了一些学科发展，新的方向。这对博士生培养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即使这样，在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课程设置上，也许还要花很大工夫。我们现在培养方案上是做了，培养方案根据新的人才培养的要求调整了。但是，接着的就是导师的问题，导师有没有能力按新的培养方案来实施，这是一个关键。这几年来，武汉大学每年都要对导师进行各种培训，包括请一些优秀的导师来讲自己怎么适应新的培养方案的，自己怎么在新的培养方案中进行创新性工作的，进行经验的交流。同时也请国外同行专家来介绍，他们在本国怎么能够按照新的要求来培养学生。

　　其次涉及到更为直接的一些问题，就是课程设置问题。博士生尽管课程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课程的前沿性、科学性、精要性和新颖性，以及教授方法和方式的改进和创新问题等等，都是需要认真讨论，需要不断完善的。

　　【光明网】：对，说到这个课程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网友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觉得现在的课程很多就形容虚设，因为在整个的培养过程当中，很多博士生只是跟导师做课题。那博士生课程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顾海良】：对，你讲得非常对，我们现在博士生的课程，实际上就不是很多。为了达到课程中学科专业的前沿性，我们基本上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比如世界历史的研究，这个学科专业有不同的方向，我们请世界历史各个学科中很多博士生导师都来讲，采取讲座的方式。讲座的方式和硕士、本科的教育就不一样，不是把一本教科书从头讲到尾，而是把研究的前沿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核心问题跟你讲清楚。而后要研读一系列的参考书，让你把导师们讲的，只是做一个引导，还要通过博士生自己的研读，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掌握这些新的前沿问题。现在博士生的一些前沿课程，博士生的一些新的课程，我们都采取讲座的方式，这个可能比较有效果，博士生也能够接受。

　　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种讲座式的课程，能够调动博士生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他们阅读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所以这方面我们和传统的本科生授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提出问题，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中掌握这个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在这些方面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光明网】：武汉大学有博士淘汰制吗？

　　【顾海良】：我们是有博士淘汰制度的，所谓的博士淘汰制度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学习中不能胜任学习任务、无力达到培养方案要求的，是要淘汰的。有的学生感觉学习压力太重，他自愿退出的，也有导师认为不适合培养的，提出退出意见的。

　　【光明网】：就是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被退的。

　　【顾海良】：但是，现在来讲，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多。对于淘汰学生强制性的做法基本没有，大多是导师提出来，跟学生商量，你学习难以继续下去，是不是按硕士毕业，或者找个适合于自身禀赋和能力的工作。通过导师与学生的协商，管理部门与学生的协商，很多学生都接受这样的事实。 还有一种是，说不上是淘汰制，比如讲三年的学习，不能如期毕业的，可以延长一年，延长个四年，甚至五年，甚至最多到六年。也可以三年学习完以后，博士论文没做出来，先找工作，你学习了三年，出去找工作，两三年内，有博士论文做完了以后，还可以再来答辩。前提是你要把博士生培养要求的课程，把一些开题报告都做完。当然，你不找工作也行，留在学校继续做博士论文，这个和淘汰出局不一样。武汉大学博士生平均的学习时间大约在三年半多一点。

　　【光明网】：很人性化。还有个问题，是关于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的问题，是由导师说了算？还是由一个委员会来决定的？

　　【顾海良】：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有的如导师认为学生不能如期毕业，可以和学生协商，一般来说，学生会认可导师的判断的，学生可能不会愉快地接受，但还是会接受的。有些导师是非常好的，不仅同学生讲清不能如期毕业或者不能毕业的原因，同时还协助他找到一份工作，不耽误他继续的发展，这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还有一种就像你讲的，有争议性的。导师比如认为“儒子不可教也”，不能再继续培养了，但是学生不买账，还坚持要读下去。这就要经过院里的学位委员会来作出判断。要充分听取导师的意见，导师讲他不行，肯定有一些根据，比如考试课程没通过，综合考试（中期考试）没通过，或者哪个开题报告没通过，一个一个关口可以检验。经过学位委员会的检测，可能也会做出是留还是去的决定。大概方式主要是导师提出为主，不能协商解决的由院的学位委员会来判断。学生对院的学位委员会判断还感到不满意，也可以提交学部或学校学位委员会进行裁决。应该讲，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会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但是，学生在一定的时候也会理解的，可能是有利于他长远发展的。何必在这儿不断地学，但是又没有更大的进取，还不如选择适合自己能力和特长的工作，可能对他长远来讲，会更好一些。

　　【光明网】：现在博导的年轻化也是高校里面的一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现象。这样的导师，很多人会认为他的教学经验可能不太足，等他当了博导之后，可能也会花很多的精力去申请课题，申请经费。那么他在培养学生方面，是不是花的心思会比较少一点？

　　【顾海良】：你讲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教师队伍建设，包括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一个最令人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高校教师队伍确实存在一个不足，这个不足就是把学位制度和职称制度这两个不同系列完全混同了。比如讲，一个博士生毕业以后，两年评副教授，再过几年就要评教授，有的学校为了“吸引”人才，博士一毕业就聘为教授。但是教授、副教授作为教师职称的系列，涉及到不仅是科研能力、学术水平问题，还是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问题。学位制度只是对学术水平的一个评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只是说达到硕士或博士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是对专业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的认定。而职称，如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得系列，并不应该与学位系列完全一一对应的。但是我们现在形成的这个制度，博士毕业，28岁毕业以后，要很快争取副教授，成为教授。这时候的副教授和教授，完全是根据他的研究能力，根据他的学术水平来定的。这就是你刚才讲的容易出现一种片面追求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而忽略他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这个现象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的。

　　所以我们有些年轻的副教授、教授，实际上，上课的时数并不多，不仅上课时数不多，上课积累的经验也不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对教学的兴趣不是很大。你想，一个教授假如不能很好地从事教学，对教学没有满腔热忱，没有这种尽心尽力的热情，或者讲是一种冲动，你就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教授。但是我们现在存在把学位制度和职称制度两个挂上之后，确定产生了您讲的一些弊端。

　　现在，武汉大学强调，作为一个副教授和作为一个教授，要有一定的教学工作量，不仅要有教学量，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我们想提高博士生在获得副教授和教授这个过程中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这个教学的责任感和责任性的培养，改变你刚才讲的存在的这些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