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人才只有适应社会，才能改造社会。所以人才应努力寻求自己为社会贡献最大的途径，争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改造社会，造福人类，人才应该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己任，决不能屈服于权势和私利，更不能把才能当作私有财产向人民讨价还价，要把报效祖国、建我中华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深入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改造社会，在社会实践中成才。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高校中有多少教授？研究所中有多少正高职的研究员？现在随便在一个大学中数一下，教授的数量都可以和国际上一流大学的数量相比。但是成果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就拿现在最流行的指标SCI收录的论文数来说吧，中国发表数量最多的是南京大学，每年达到五百多篇，而同在亚洲非英语国家的日本东京大学每年达到四万多篇，差距之大难以想象。中国一流大学的教授太容易当了，只要在某个岗位上混够年限，在任职年限内发表过几篇论文，政治上不犯什么错误，教授的职称稳拿。一流大学如此，其它的机构就更不用说了。(《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www.edu.cn,2001.6.25)。职称评审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比如某著名大学就有明确的政策出台，讲师的住房二室一厅，副教授的住房是三室一厅，教授的住房则是四室一厅，博导的住房是四室二厅(www.edu.cn,2001.9.20)。学术是一个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它代表着一定时期科学文化的进步。学术文化又是整个文化的精髓，它构成了道德良心的底蕴。正因为如此，人们一提起祖冲之、贾思勰、郦道元、刘勰、李时珍、朱熹、黄宗羲以及国外的牛顿、爱迪生、达尔文、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学术大师，无不由衷地敬佩他们在学术殿堂攀登的一个个制高点，探索的一个个未知领域，点燃的一支支圣火。

　　封建社会，有的人会向国家输钱捐官，但进士一类学衔却是不容任何人染指，更不可能通过权势与金钱得到状元一类的荣誉。然而，当今学术神圣正面临危机。拼凑“论著”，托关系发“文章”，评职称、评奖中的“说情风”、“感情票”、“关系票”屡见不鲜。在许多高校与科研院所，有些毫无学术造诣的官员，凭借现有官本位笼罩下的学术体制，可以堂而皇之地弄上教授、研究员之类的学术头衔。一些人甚至剽窃别人研究成果，在别人的论著、课题上挂名，找他人代笔写文章。如此产生出来的一大批“高职”和“学术名流”，犹如《西游记》中的假猴王和《水浒》中的假李逵，一动真刀真枪，就会露出马脚和破绽。还有在一些单位通行的凭资历和工作年限评的“福利职称”，有其名而无其实。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对学术名人(当然是名符其实)肃然起敬，视为学习的楷模，当今的人们看到科研院所、高校、医院的一大堆拥有高级学术头衔的人，不以为然，并非他们中没有真才实学、造诣高深的人，实在是鱼目混珠所造成的恶果。如果学术文化被金钱与权势冲击得衰弱不堪，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封建社会对于科举中的作弊，惩罚之重是有史可查的，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人才的选择与培养是立国之本。而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对于学术腐败还处于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状态，防范与处罚措施还未跟上(《第三只眼睛看教育，学术遭遇腐败》www.edu.cn,2001.6.25)。若任其发展下去，中国人才资源沙漠化是指日可待的。

　　中国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在这种科举文化体制下，考试是按照帝王的人才标准进行的，规定考试范围为四书五经，考试形式为八股文，与此相适应的还有一套教育目标和课程标准，而应试者只能奉为天经，唯命是从，按照科举考试的课程去死记硬背，考试及格则可获得“文凭”，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由此导致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应用知识、发展能力、提高修养，而是改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受教育就是对人的一种文凭“包装”。西方社会由于深受学历主义、文凭至上之害，现已由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和素质社会转化。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凭至上盛行，导致学生为文凭而学，教师为文凭而教，凡考试要求的则学则教，否则就弃之不学不教，表现在教学上是死记硬背和满堂灌。早在1985年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见《人民日报》1985.5.17)。直到今天，中国从中央到学校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消除“学而优则仕”的遗害仍然进行着不懈的努力。21世纪，中国要实现由学历社会向能力和素质社会的转变，防治人才资源沙漠化，就必须彻底转变“文凭至上”的人才观和为文凭而求学的学习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