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1日报道：大学毕业生去技工学校“回炉”。据该报介绍，从2000年开始，大学毕业生去技工学校“回炉”的动向就已出现。以贵州航空技校为例，2000年有10人，2001年上升到22人。该校校长分析认为，“大学生重新读技校，说到底是就业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北京晨报》2002年1月17日报道：博士后要当北京汇文中学教师。报称：据了解这一局面的出现与尊师重教的风尚逐渐形成及教师待遇的改善有关。目前北京城区中学一个班主任的平均月收入能达两千元，重点校任课教师月收入则高达五六千元。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是否可从中看出，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人才只有得到社会的合理使用才可谓人才，如果使用不当，则人才不能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创造财富，造福人类，虽有知识也不能成为人才。人才是时代的人才，跨越时代时，人才需要培训和进行知识更新。如不注意培训，人才的使用价值会逐渐减小。人才的出现是有社会条件的，若社会环境不利于人才的出现谓之隐性人才埋没，如若人为地压制人才，大材小用或人才闲置而用庸才、蠢才，谓之显性人才埋没。人才是具体的：有的人今天是人才，明天就可能不是人才；在甲地是人才，在乙地就可能不是人才；在这方面是人才，在哪方面就可能不是人才……

　　近年来，自中国科学院废除多年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制，实施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制以来，我们又欣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将在高校实施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制，上海大学已全面展开此项工作，中山大学等许多高等学校都在筹划实施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制。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大学带头实施了校内等级工资制，同一职称因其工作业绩差异享受不同的待遇，不合格者或低聘或进修或转岗或分流或落聘。这些做法――“同一职称享受不同待遇”，为近一步的全面聘任制――“不同业绩享受不同待遇，享有不同职称”，彻底废除专业技术职称终身制，做了很好的铺垫。我认为，21世纪初教育领域教师职称从评审制到聘任制的意义，不亚于20世纪初中国的废科举兴学堂。这一举措的全面实施，将在教育领域充分体现中国的人才观由“相马”向“赛马”转变，进而会推动中国人才制度改革的整体进程。

　　教师职称终身制对于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地位、激发教师的主人翁意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学校教育起到过，并且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师职称终身制的弊端日益突显出来，比如：没有职称的人中有少数人在等职称、要职称、混职称、骗职称、等等；而有了职称的人中有少数人坐享职称、不思进取、乐作南郭先生；同时，也滋生“学霸”、学术腐败、非学“学者化”、学者“非学化”、等等。仅这些少数人在小范围不要紧，但要害在这少数人却影响了大多数甚至整个教育界、学术界。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就是因此而刮起的。如此下去，看似对诚实劳动的教师（学者）不公平，实质上因此而产生的教师（学者）积极性的弱化，殃及中国人才资源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人才政策、人才制度会全线受到威胁，人才资源沙漠化迟早会到来。

　　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形势喜人，但仍有些地方、有些人封建等级观念严重，任人唯亲、唯上、不唯贤。有的人怕人才、恨人才，只想用驯服的“工具型”人才。因此，便出现了嫉妒人才，打击人才，“武大郎开店”等不良现象。上述种种都会给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极大损失，阻碍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会记得，在“文革”后期为了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曾流行过一句“有成份而不唯成份”的用语，这句话是对“文革”期间“唯成份论”的一种修正。与此相伴随的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使许多因“家庭出身问题”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改变了人生的道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投射到对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的崇拜，形成了唯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论人才的人才观，导致社会上流行以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划成份的“新成份论”，造成用人单位对“博士教授高价收购，硕士副教授欢迎进入，本科讲师马马虎虎，专科助教紧闭门户”的悲壮局面。这种“新成份论”的流行，致使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至上，甚至出现了“过度教育与教育质量下降并存”和“人才高浪费与人才高消费并举”的育人和用人怪圈。因为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大战，促使人们追求高级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一些学校超限扩大规模低水平批量生产高级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地摊大学”出卖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的生意兴隆，使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的含金量一跌再跌，而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的身价却一涨再涨。对此，许多有识之士已有批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时清院士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呼吁：“科学规划高教体系，避免学位贬值”。朱时清院士认为，“目前高校不顾条件争相升级、卷入学位授权的竞争，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学位呈贬值趋势，造成低水平重复、教育结构畸形，使宝贵有限的教育资源遭到极大浪费”(见《光明日报》1999.9.3(1))。这种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至上的怪现象如不得到扼制，将殃及全社会尤其是教育会成为“重灾区”，失去“育人”的尊严，堕落成为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的“生产车间”。这种在西方和中国古代就已出现过并得到纠正的“学历主义”、“文凭至上”正在现时的中国重现，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及时纠正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