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当我们在为有些平庸的大学校长的“业绩”忧虑时，很自然地想到一个大学校长个人素质以外的问题，即：是我们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具备合格的大学校长素质的人？还是我们没有将具有合格的大学校长素质的人选出来？答案显然应该是后者。那么，我们的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应该仔细地审察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导机制。众所周知，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选拔方式，在本质上还是属于传统的行政领导干部的选拔方式。这种选拔行政领导干部的选拔方式，虽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方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一是具体组织和参与大学校长选拔的人，本身未必懂得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未必真正懂得大学校长的基本标准和特殊的素质要求，只能是按照行政领导干部的标准进行选拔，因而选拔出来的大学校长人选，可能适合于作行政领导工作，而未必适合担任大学校长。以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大学校长，很可能只具备“相对合适”和“相对好”的意义。二是我们传统的具有大学校长决定权力的部门，其追求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主要是政治意义的。他们的建立在“国家中心”、“社会中心”教育哲学和“政治论”大学哲学基础上的政治标准，其合理性是人们能够完全理解的。当然，这种理论的合理性也只能是适度的，而不能是无限的。其适度的被突破，将可能导致以政治目的代替教育目的，以政治活动规律代替教育活动规律，从而造成教育和政治关系的失衡，使教育和政治的目的都无法达到的结局。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这种政治性需要往往被扩大到无限的地步，甚至完全地遮蔽了高等教育的其他规律，从而使大学校长的政治标准，湮没了作为大学校长基本的教育家素质要求，致使现实教育中的一些大学校长，只有大学校长具有的级别和头衔，而没有大学校长应有的学识、胆略、胸怀、眼界和气质，没有一些早期的大学校长所创造的业绩和“故事”。所以，在大学校长的选拔方式上，还是应该进行一些改革。一是可以借鉴和吸收一些国外大学校长选拔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以此促进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方式的进步和成熟。二是可以借鉴或引用我国现在许多地方试验和采用的公开选拔副厅级、副处级领导干部的做法，促进大学校长选拔方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三是我国教育部前几年在同济大学试验的民主推选大学校长的办法，可以扩大实行的范围，从而使我国的大学校长选拔方式从过去单一的形式中走出来，以便使大学的选拔更符合大学的教育规律。

　　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中，较为通行的管理方式还是传统的以计划、集权为特征的管理方式。这种以计划、集权为特征的管理方式与传统的选拔大学校长的方式相结合，一则造成了一些不合格大学校长的存在；二则又由于不合格校长的“作为”而使大学内部的一些问题积重难返。又由于现实大学中任何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都是由具体的一个一个、一次一次的违背教育规律的决策和行为构成并积聚起来的。因此，从一个大学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校长是否合格的意义上讲，在这些违背教育规律的决策或行为的产生上，其时的大学校长应该是难辞其咎的。因为虽然这种体制决定了大学的许多做法都是“照章办事”，都必须按上级的文件办，但是校长作为大学的实际负责人，在具体的教学及管理的运作上，还是有很大的活动空间的。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消解和避免许多消极因素进入大学之中，并且可以在相对意义上把事情办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在同样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有的大学发展很快，而有的大学却发展较慢的原因。毫无疑问，在具体的大学管理活动中，校长无疑是大学中的核心人物，他们最有条件在自己所担纲的大学中创造奇迹，创造大学历史上的经典制度和不朽业绩，比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体制改革。当然，可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都首先是社会造就大学校长，其次才是大学校长推动社会进步。因此，我们的社会各方面体制改革，应该为促进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创造条件，尤其是在法律和制度方面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支持。

　　目前可以说是中国高教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大学校长发挥个人作用的最好时机。然而，机会和挑战并存的客观现实，使得大学校长们在得到越来越多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大学教育的现实要求大学校长再也不能是只会“守成”的校长，而应该是能够创业、能够积极地迎接挑战、能够准确的抓住机遇、能够勇于开拓未知领域的大学精神领袖和实干家。他们必须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和条件，着眼于校内的一项一项的改革和建构；又必须密切的关注社会的需要和国内外教育形势的变化，以开放的心态和胸怀积极地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办学经验和方法，使自己担纲的大学，时刻与国内外的先进大学保持同步前进的速度。而他们目前面临的难题可能一是要清除以往的积弊；一是要重建新的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而且这两项工作紧密相连，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使前者的成果得以巩固。而且对于任何一位大学校长而言，清除积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现行大学的积弊中有许多因素或原因来自于现行社会其他方面的制度，而在社会其他方面的制度还未进行彻底改革的情况下，大学校长的清除积弊和改革在许多方面将显得力不从心及无可奈何。即使如此，大学校长们将别无选择。因为大学形势不进则退，不进则停。所以需要由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从而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从大学是社会文明源泉和高层次人才“生产”基地的角度而言，从大学具有“消费”性质以及其在直接消费形态上还是由“纳税人”供给的角度而言，人们有权利要求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再快一些，优秀的或者著名的大学校长再多一些，平庸或者无能的大学校长尽快地离开大学校长的岗位。因为大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国家和民族最先进群体的精神状态，大学的理想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大学校长的平庸将导致大学的平庸，平庸的大学将使整个社会显得缺乏生机和希望，而这无疑是所有殷切期望国家富强和繁荣的人们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任何在大学校长选拔方面的科学、先进、合理的举措，都是利乎国利乎民的大好事。作者由衷地期望在大学校长选拔方面的改革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吧！

《教育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