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大学校长在人们心目中可以说是极其神圣的，其拥有高尚品格和崇高声誉在古今中外可能都是一样的。因为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候，大学都是拥有高深知识和学问、拥有高级人才和高雅风气、令人敬仰和神往的地方。而担任大学校长的人，自然应该是当时当地声望卓著、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或社会文化名流。无论在任何国家或者任何地方，大学校长可能都是一般人不敢问津的。即使在被认为中国现代对知识摧残最疯狂、最彻底、最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学校长们虽然备受某些造反派组织中的一些政治恶棍（无疑是少数人）的批斗和凌辱，但是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尤其是在一些满怀理想和抱负、崇尚文化和知识、维护良知、人格和文明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心目中，对他们依然怀有深深的尊敬和同情。而且随着摧残他们的运动的影响，他们的知名度反而越大，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笔者对此曾经有过深切的体验，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笔者作为一个身居偏僻农村的农家孩子，也“托福”知道了彭康（西安交大校长）、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陆平（北京大学校长）等著名学者的名字。而对他们担纲的大学及其所蕴含的高深学问和文明的向往，始终是笔者多年来孜孜求学、刻苦钻研的动力和源泉，也是笔者即使在处于愚昧、贫困时与许多同学和朋友聊天的话题。以笔者的个人体验，被称为“历史性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在组织上、行为上“制裁”了那些大学校长，但是他们身上洋溢和散发的高深知识和人类文明，他们个人人格中的高尚品格和情操、声誉和影响，可以说并没有被批倒，也没有搞臭，反倒在许多青年学子的心灵上深深地印下了他们的学问、人格和影响。

　　事实上，其时那些包括笔者在内的心仪大学校长的青年学生们，其人生阅历、知识积累、信息能力以及对社会的理解深度，都无法使他们深刻理解他们所心仪的大学校长们具体的学术造诣、文化贡献、个人品格的程度和意义，甚至对于他们的个人经历都还是一知半解（只能从当时的传单和批判材料上得知），但他们依然在内心深处真挚地敬仰甚至是崇拜他们，而且是那样的自然和热烈。这并非是因为那些大学校长个人有什么卓越的科学或文化贡献，而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学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的崇高声誉和给人们造成神圣印象的结果。其时人们对于这些大学校长的崇敬，实际上是对于在他们心中占有崇高地位的“生产”知识、学问、高尚人格和文化大师的大学的崇敬。也正是这种建立于“光荣历史”之上的印象和情感，使我始终坚信大学校长应该是神圣、崇高、伟大、深刻的化身，是集知识精英、文化大师、道德楷模、文明使者、社会良心于一身的伟大人物。

　　对于大学校长们产生深深地敬重和信任的原因，在于人们自然地认为，大学其所以能够承担得起培育社会各方面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发展和创造文化的任务，其所以能够将在科学和文化方面卓有建树的大量精英人才聚集在一起，并使他们充分地发挥提升社会文化和品质的作用，是由于大学校长独特的雄才大略和高贵品质感染所致。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大学的辉煌成就和高洁声誉都是在大学校长的领导下取得的，而能够领导大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其人格和学问肯定都是非常杰出的。大学校长的身上一定体现着大学的理想、使命、责任、尊严，体现着大学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和文化发展、追求民族繁荣和富强、追求社会民主、文明和进步的宏大抱负和宏伟气魄，体现着大学维护社会公正、显现社会良知、创造社会公理、提升社会道德、脱昧陈腐文化、弘扬公民自由和权利等所有当代文明社会的价值和品质。

　　人们习惯上并不认为大学校长是“官”，而是文化圣人和知识大师，是社会道德和文明的化身。因为他们虽然拥有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但他真正应用的却更多的是没有强制力、主要为真理判断权力的学术权力。而大学校长运用学术权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或管住教职工，而是为了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自由、公平、开放的学术环境，为学生的个性自由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

　　人们这种将“应然”的大学校长标准转赠于现实的大学校长的现象，可以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因为在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的时候，大学以及大学教育都还只是社会中的稀有资源，能够享受这种资源的人相对很少。而即使有机会享受这种资源的人，也很少或者没有机会接触作为社会名流的大学校长。大学生们对于自己校长的了解，主要不是通过直接的接触和感受，而是通过一些高年级学生的传说和故事来了解的。因此，人们对于大学校长的缺乏了解和大学校长职能的神圣性，给校长身上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使有关校长的话题显得神秘而神圣。另外，历史上和现实中一些大学校长的卓越贡献和辉煌成就，也为人们的信任和想象提供了基础。事实上，在我国的高教历史上，许多担任大学校长的人，确实都是一些社会文化名流和知识精英，他们身上也确实凝聚着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和道德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大学领导活动中也确实表现出了卓越的追求文明和道德的理想和抱负。为此，人们也不会去设想，大学校长会没有思想，没有理想和追求，没有事业上的卓越成就和辉煌业绩。人们也不会去设想，大学校长中会有平庸的人物，会有不学无术、品行低下的人。

　　勿庸讳言，人们这种对于大学校长神话似的崇拜和看法，并非是在严密地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来源于人们对于大学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望。然而，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大学作为学者行会具有悠久的独立、自由、自治传统和历史，而且这种独立、自由、自治的形式和思想，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中虽然曾经多次受到其国政府或社会其他方面的冲击和削弱，但其基本内容还是被保存下来，而且还演变为文化形式的大学制度和大学传统，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并且共同生成为大学的灵魂和生命力。而所有担任大学校长的人，都要接受这个标准的衡量和检验。其对于传统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认同和理解程度，很可能成为其是否合格的标准。纵观古今中外的大学校长，无论其处于何种时代，其作为社会良心代表和高深知识代表的特征是人们公认的。而他们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态度和行为，则可能导致被理解或被鄙视的结论。中外历史上凡是在当时舆论和后世评论中被人们指责甚至唾骂的大学校长，可能都是在这些方面出现过重大的失误或存在着严重缺陷的人。比如，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担任汉堡大学校长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日伪统治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作人。他们不德、不节的表现，使人们长期形成的大学校长必然人格高洁、道德卓群的神话和印象受到质疑和消解，从而促使人们以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来思考大学的历史和现实，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大学校长及其业绩。

　　正是受这种失误认识的启蒙，作者也因此对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所直接接触过的、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的、从一些文字资料中了解的一些大学校长的仪态、言论和行为，在尊敬和赞赏之余，产生了一些失望的感觉。当然，以自己的有限阅历和交往层次，所接触过的大学校长大都是一些层次较低的大学的校长。他们中虽然不乏专业研究成果优异、学术水平较高、富有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其行为能充分体现大学本质和宗旨的优秀校长，然而也有数量不少的大学校长，其言行与大学校长的标准和要求大相径庭。他们或者原来仅仅为中学教师或校长，或者仅仅是因为行政上已经达到某种级别（一般是达到了高校校长的级别），而在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推举到大学校长的岗位上。他们的学识胆略、领导观念、工作思路、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都还不具备担任大学校长的条件，尤其是对于大学教育的本质、理念、宗旨和规律还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懂（诸如有些军队转业干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管理教师和学生，以行政管理的习惯和方法管理教学和科研，一切都是跟着形势转，完全的、简单化地唯上级文件是从，“上施下效”为其主政的显著特征。他们最缺少的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所最应该具备的教育家素质，缺少作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所应该具有的教育家的教育理想、教育精神、教育抱负，以及眼界、胆识、胸怀、智慧、品格。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校长的学识问题上，人们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是教授、博导、院士，肯定是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的学者，肯定是能够胜任大学校长职务的理想人选。其实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其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作为大学校长所应该具备的教育家学识并非是完全相通的，而是存在着显著的区别的。一个专家的知识并不等于一个教育家的知识，一个专家已经具备的思想和品质，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实现大学校长职能的需要。因此，一个在某个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人，并非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从管理大学的角度而言，一个教育家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文史经哲知识、教育学理论素养和人格品格、宽阔胸怀、深远目光、开放观念和创造精神等素质，是在不同寻常的个人经历和追求形成的。他们或她们的追求，是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类、面向真理的极其崇高的追求，他们的境界是一种深切地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充满了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等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意识和情感。他们深谙大学的真谛，以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个性充分发展为职责，他们执著地以发展学生品德、智慧、能力为宗旨，以造就大批的杰出人才为满足。他们反对和防止那种单纯地培养学生生活和发展技能、把大学变成纯粹的职业培训场所的做法，反对那种刺激学生极端地追求个人利益、漠视社会文明、淡薄社会责任的功利主义教育，强调教育要引导和培育学生关心社会、关心他人、关心人类的崇高境界和善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