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他们现在说得最多的就是拿了多少课题，干什么更挣钱。”武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更担心教授心态的变化。

　　这位教授算了笔账：给自己学校本科生上一次课100元上下，到校外给三本院校学生上一次课300元以上，到知名培训机构兼职上一次课收入数以千计，一篇高被引论文奖励上万元，申请课题提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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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教授，自己不比较，旁人也会有说法，何况面对这样的差距，能经得住诱惑的毕竟也不会太多。”

　　他对自己学院院长一次酒后真言记忆犹新，“要是一年能挣50万元就满足了”。

　　“这位昔日让我无限景仰的知名教授为什么变成这样，只有物质需求，没有精神追求呢？”这位教授说，这个问题自己始终不愿直面。

　　武汉大学尚重生教授说，即使在历史系、哲学系这些冷门学科中，也有一些教授很富，“这和教授个人是否愿意适应现在的奖励制度有关。现在的奖励制度奖励什么，你就花心思去搞什么，那肯定比较有钱。”

　　他很怀念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那个时候，国家没有这么多项目，高等教育没有这么多指标体系，教授们都不富裕，都按照个人的兴趣去从事科研教学，很自由，也很美好。”

　　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工资+自己创收”的大学薪酬制度，带来的严重问题是功利学术以及所有教师对教学任务的淡漠，每个人都为五斗米而折腰，为创收不择手段。这种薪酬模式不变，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无论国家再怎么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让教师安心大学立身之本的教育事业，因为“创收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