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今天，赵路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1993年全国的财政收入3000多亿元，很大一部分用在经济建设领域，教育的投入并不多。直到1998年，公共财政体系建立，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更多的投入用于民生，教育的窘况才有所缓解。

　　从2003年开始，他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年年都要到教育组，年年都要向委员们解释为什么还没有达到4%。有时委员们简直是火冒三丈。从去年开始，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委员们的质疑声小了，更多的是期盼。

　　全国人大代表朱永新建议，要建立一个政府向各级人大报告4%落实情况的制度，让教育投入成为各级政府工作报告里必写的内容。此外，在怎么花钱的问题上，要对重大教育投入有论证和公示制度。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说，4%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成果，首先要考虑如何巩固这个成果。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幅较快，2012年达到4%，不等于2013年也能达到。教育投入应随着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增长。

　　谈松华说，建立教育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离不开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委员看来，即使4%兑现了，起到成效也是在几年以后。不能用“养鸡下蛋”这样的时间尺度去衡量它，因为教育投资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儿。

　　谈到4%，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委员说，如今很多委员是“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而自己是“天生的悲观派”，常在取得成绩的时候看到困难。今天，他在举了一个教育怪现象的例子之后总结：“我们呼吁了20来年的4%终于可能达到了，但是教育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