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五位代表委员接受本报专访解析当前的社会信任危机——
重建信任，教育能做什么

　　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买菜时习惯性地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2013年年初，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针对信任危机产生的巨大负能量，代表委员展开热议。

　　受访对象：

　　张 帆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社科院院长

　　俞金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张 彬 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主任

　　马 敏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李慎明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全国政协委员张帆：

　　斩断“失信可获利”的利益链

　　信任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黏合剂。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就寸步难行，但在目前的中国，信任成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几乎每个人在决定信任他人前，都反复权衡潜在的受益与损失孰轻孰重、考量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它很有可能撕裂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政府与百姓之间的道德、伦理纽带。

　　是什么透支了我们的社会信任?我认为，是重实用、重利益、重金钱的价值观，是很多人在快速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迷失了方向。最核心的，是当前“失信可获利”的机制，导致一些人、行业、机构敢于屡屡失信并从中获得利益。如果一个社会，失信者可以获得小利益而不受惩罚，这种示范效应就会迅速扩大，最终损害所有成员的大利益。因此，当前要重建中国的信任体系，就必须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斩断“失信可获利”的利益链。

　　全国政协委员俞金尧：

　　给德育美育更多的时间

　　大约20多年前，我还在读研究生，一次放暑假回京，出站后就碰到两位中年男子，声称一下火车就遭扒窃，已身无分文，希望我能给点儿吃饭和坐车的钱。我开始也不信任他们，但看他们似乎因为我的怀疑很伤自尊，又穿得比较体面，还一再表示回家后会把钱寄还给我，这增强了我对他们的信任。于是，我就给了他们20元，那时20元对一个学生来说就不少了。后来，我没有收到过他们还钱的汇款单。这件事对我的伤害不小，20多年过去，记忆依然清晰。

　　近年来，社会总体的信任度在下降，主要原因是社会正在从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社会关系从地理流动相对缺乏的熟人社会向“生人信任”过渡，而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信任体系尚未完整地建立起来。

　　在信任体系重建过程中，学校应摒弃对分数的偏重，给德育、美育更多的时间，把育人寓于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博物馆、科技馆，或进行社会实践，让学生在教室外、在实践中学习和辨别现实生活中的是非。

　　全国政协委员张彬：

　　使孩子成为诚信的一代

　　社会信任机制变迁的客观要求与新的社会信任机制构建相对滞后之间的反差，是造成目前失信和不信的根本原因。

　　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环境相对封闭，造就的是“人格型信任”的熟人社会。计划经济时期，“大一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团结一心”的政治要求，使人们几乎对—切都充满信任，是“政治型信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格型信任”和“政治型信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必然要求构建新的“契约型信任”机制。高度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熟人社会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信任的维系只能靠契约、制度、法制。

　　一位教师曾说，学校给学生喝“纯净水”，社会给学生喝“下水道水”，那他们的身体还能健康吗?此话形象地道出了当前学校德育的窘境。

　　使孩子真正成为诚信的一代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同心合力的结果，仅靠学校教育显然力有不逮。但学校不能因此而放松职责，必须始终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避免“高大全”式的教育，要从“神化”走向“人化”;德育要区分不同年龄段，避免上下一般粗;德育要有学生味，可以从教育学生不抄袭别人作业、考试不作弊等小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