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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入WTO后,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力竞争本质是经济、科技、文化的竞争。这些竞争最终都要体现在知识、人才的竞争上。在人类社会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人才流动是必然趋势。从理论上看这种流动机制是不偏不倚的,是中立性的,是公平的,但现实中却不尽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力资源、国力状况等存在的极大差异,所以必然导致人才流动关系上的不平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人力开发报告》中曾指出,到1987年,非洲近1/3具有高级技能的人才外流,而且主要是流入欧洲的发达国家,仅1985-1990年的5年间流失的中高级管理人才和其他类型人才就达6万之多。这种不对等的人才流动、不公平的人才竞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此层面上,WTO“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员予以照顾”的宗旨原则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对于中国来说,这种不对等的人才流动现象也很严重。一方面是大量人才流出难以返回,另一方面是高级人才难以引进。在人才竞争中中国仍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状况下,担负着培养造就当班人任务的成人、继续教育压力将进一步加剧,它不仅要培养造就用得上、留得住、站得稳的高级专业人才,而且要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实,培养国际上通用型人才,直接参与人才培养的竞争。
3.成人、继续教育面临着激烈的生源竞争。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总人口126,683万,接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4,571万人,占3.6%,接受高中以上层次教育者14,109万人,占11.1%,15岁以上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77.11%。其中绝大多数成年人都需要通过成人、继续教育提高学历层次和科学素养水平。但发达国家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发展的结果必然要争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欧共体国家之所以提出要成为教育输出国,除了出于传播本国文化、价值观、吸引外国优秀人才的考虑外,更重要的是出于争夺发展中国家的生源发展本国教育产业的客观需要。加拿大的一项测算结果表明,招收一名外国留学生,除学费收入、生活消费收入外,还会为本国带来零点几就业机会。这种发达国家为发展本国教育产业而瞄准中国巨大的潜在的教育市场,也使中国的成人、继续教育面临着生源竞争的挑战。
4.争夺办学主体。加入WTO后教育市场必然要有相应的开放,办学主体会出现多元化的结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后,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出现了相对过剩,将过剩的资源充分利用并获取相应利润是使他们看好中国的教育市场,并力图挤进中国办学主体行列的原因之一。加入WTO,不管教育市场是有限开放还是无限开放,位于教育开放最前沿的成人、继续教育都会首当其冲地面临着争夺办学主体的挑战。
5.争夺成人、继续教育的制高点、争夺教育的发言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中指出,“教育过程的正常顶点是成人教育”,并指出要“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如果研究继续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位置,我们不难看出,继续教育处于终身教育体系中成人教育阶段的最高层次。它的发展情况好坏和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教育科技文化水平高低并标识着教育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正是注意了这一点,原美国总统克林顿才在1993年5月20日致美国工程教育协会成立100周年纪念会的信中指出,美国要迅速把握住全球工程和技术的挑战,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科技、教育和人才方面的领先地位。
由于我国教育基础薄弱,且尚未跨出精英教育阶段,成人、继续教育开展较晚,教育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异。因此,加入WTO后,中国的成人、继续教育就面临着能否迅速抢占制高点、掌握控制权并争取发言权的挑战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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