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营造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

　　大学应具备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

　　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都有一流的学术声誉、若干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和若干全球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流的生源和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强大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世界一流大学大多还有对国家和社会进步，乃至对全人类发展的突出贡献。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硬性指标。国际高等教育界对于这些指标基本上是认同的，尽管在如何测度这些指标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流大学更重要的还要有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一流的校园文化和软环境。目前，我们对硬件建设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对一流大学应有的良好学术风气、学术精神、大学文化的关注还不够。大学应该有一种精神，应该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

　　在这方面，仅靠硬件投入是不行的。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杨振宁和黄昆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材料。杨振宁讲，即使在办学条件很艰苦的年代里，在西南联大的6年学习生涯对他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他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的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

　　”众所周知，当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们都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对大学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努力在学校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吸引和造就人才，发挥人才的潜力，引导年轻一代追求科学、追求真理。

　　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作更深入的研究。在过去的近60年时间里，我们培养了多少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多少人文大师？多少科学大师？存在哪些成功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办学理念上，我们应该探讨如何形成更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土壤，我们不但要能够吸引人才，而且要让他们能够成长并开花、结果，不断产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为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得我们的大学能够对人类的思想进程、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基本前提。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时候，读了一本美国教授鲍尔斯和金蒂斯写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该书尖锐批评美国的教育，指出美国的教育实际上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作者采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这本书是非常“左”的一本书，但斯坦福大学能够容忍它。在美国，这种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大学能够允许这种非常“左”的观点在学校大行其道，这是和它们的大学精神有关的，它们认为大学应该允许人们独立思考。这已经成为大学的一种学术原则。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形成，其最初的主要用意就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国际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在学术上光有民主还不行。民主的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上一边是9个人一个观点，另一边是一个人一个观点，可也许最后证明那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他拿诺贝尔奖，别人却拿不上。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很多的。所以，要保护学术自由，给学者以探求真理的空间，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这种大学精神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