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说不尽的户籍与体制

　　在新公民公益组织总干事刘文华看来，农民工子女遇到的种种问题，全部可以归结到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体制，第二是目前义务教育的财政分担体系。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被视为“负担”。在接受他们入学的时候，他们会时常感觉门槛的提升。

　　农民工具备多个部门分别颁发的证明(各地不一)，如务工证、居住证、计划生育证、子女学籍证等，其子女才能够享受“流入地政府为主”的政策，即“与当地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只要上述证明不全，农民工子女入学就仍然要交纳数额不等的“借读费”。

　　政府目前正在严厉打击公办学校收借读费的行为，但在实际效果上，这竟然是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一种阻挡。“因为原来交钱还能上公办的好学校，现在国家一收紧政策，有钱也上不了。好的政策在执行中却打了这么大的折扣。”徐永光认为。

　　目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全部由流入地政府负担，这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杨东平表示：“以北京为例，石景山、朝阳区是农民工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全部由两区政府负担，而东城西城财政情况本来相对就好，这笔负担反而小，这就会影响朝阳、石景山的积极性。”

　　杨东平对记者说，问题的背后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农民工子女教育是长期问题还是短期问题，二是这是个制度层面问题还是个普通的教育问题。

　　他认为大量社会组织涌入农民工学校并不能替代政府的职能，解决问题还有赖政府出台创新的体制。

　　徐永光现在专做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益活动，经过调研，他认为这些孩子的教育经费全部要政府买单不是很现实。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低投入、低薪酬、低质量等问题，而政府政策在执行上阻碍重重。这个问题上，政府与市场是“双失灵”。

　　“北京、上海的公立小学年生均成本超过1万元，每接收一名农民工子女，当地财政支出就要增加1万多块钱，政府压力确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