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治理委员会秘书长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高校办学正在从单一的物理空间,迈向物理与数字两个空间深度融合的新形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与“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战略方向,深刻揭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育综合改革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加持、彼此促进,共同构成了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在此背景下,高校的“十五五”数字化规划,也应将数字化转型与综合改革并举,系统谋划两个空间办学的新格局,开辟内涵式发展的新路径。
发展脉络与现实方位
高校要谋划数字化下一个五年的行动,应立足于对其发展脉络的清醒认知。我国高校的信息化大致走过了一条从“数字化校园”到“智慧校园”,再到“智能化校园”的演进之路。这并非阶段替代,而是一个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早期数字化校园建设阶段,高校侧重于机房、服务器等硬件基础设施的铺设,完成了校园卡系统与各类业务系统从无到有的建设。随之而来的智慧校园阶段,高校致力于打通此前相对独立的业务系统,推动数据共享,提供更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并实现精细化管理。当下,高校正迈向智能化校园建设的新阶段,其核心特征在于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等核心场景中的应用,以及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深度融合,实现办学育人活动在两个空间中的整体谋划。每一个时期都承载着新的期待,而随着技术的迭代与认知的深化,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未来的“十五五”规划也非从零开始,而应建立在有效继承过往成果的基础之上,积极应对新的挑战。
目前,我国高校信息化已经积累了颇为坚实的基础,多数高校已建立了覆盖全校的校园网、日益丰富的应用系统、数据中台,以及一支具备相当素养的信息化专业队伍。然而,高校仍需直面当前存在的几个核心问题:
首先,“信息孤岛”难以根除。由于系统建设的历史时期、技术架构、承建主体各异,学工、人事、校园卡、监控等系统之间依然存在壁垒,打通的实践难度较大,制约着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
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挑战,在于如何从侧重技术实现的“教育信息化”,真正迈向以育人为核心的“数字教育”。过去高校过于聚焦“信息化”本身,现在应回归教育的本源,思考数字化技术如何真正服务于“启智”这一根本目标,以支撑教育教学模式的深层变革。
第三,高校正面临着“数字教育”和“数智化”带来的高期望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多重矛盾。一方面,社会公众、广大师生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教育创新抱有极高的期待;另一方面,高校普遍面临预算增长的约束、培养的人才需参与全球竞争的挑战。同时,传统的IT团队在角色定位、规模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也亟需转型以适应新一轮的发展要求。
战略指引与关键指向
制定一份着眼未来五年的高校数字化规划,应有清晰的上位依据与战略指向。
具体而言,规划必须直面几个根本性问题。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如何借助AI赋能教育创新,同时做到安全可信。与此同时,“综合改革”是另一个关键维度,重点在于理解“推进教育数字化”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二者间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都将教育数字化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当传统路径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后,数字化作为一条“新赛道”的价值便凸显出来。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学校要在物理和数字这两个空间中进行全方位的重构,其中必然涉及教学场景的重新设计、管理服务流程的优化乃至组织架构的调整,这些无疑都需要综合改革与之紧密配合。从另一个角度看,将数字化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能使改革更具操作性。因此,数字化转型与教育综合改革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加持、缺一不可的关系,共同服务于提升教育质量的总体目标。
具体而言,高校“十五五”数字化规划应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作出明确回答。首先,数字化如何有效支撑并服务于学校的战略目标?这要求数字化建设始终对标学校发展蓝图,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服务效率、支撑科学决策、最终赋能立德树人等方面展现价值。其次,必须重新定义教育数据。高校不能再将数据狭隘地理解为各业务系统产生的静态字段,而应将其拓展至能够反映教学过程的行为数据。三是如何将数智化作为“学校综合改革”的突破口?规划应主动将数字化部署与学校的机制创新、流程重塑紧密结合,牵引深层次的综合改革。四是如何做好校内IT团队转型?高校的IT团队应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对队伍建设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做到多干实事,默默奉献。
高校的信息化大致走过了一条从“数字化校园”到“智慧校园”,再到“智能化校园”的演进之路。
体系布局与实施路径
在明确目标与依据之后,高校应进行系统性的布局,为“两个空间”办学新形态提供坚实支撑。
一是打造弹性的网络基础设施,回归“网络即育人”的本质。要建设高速、安全、支持多业务的校园网、服务器、存储、算力以及各种云服务,并构建一个有教育价值的、可感受、可交互的数字育人环境,回归校园网“开放”与“育人”的特质,学生能在其中探索和实践。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学生信息素养、网络素养与计算素养的培养过程,是实现“环境育人”的重要途径。
二是在基础设施之上,构建一个安全可扩展的数字基座。此基座的核心是提供标准化的基础服务,可以概括为“3A+API”:统一身份认证(Authentication)、基于组织架构的灵活授权(Authorization)、行为日志记录(Accounting)以及标准化的应用程序接口(API)。过往形成的“信息孤岛”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这样的标准基座。通过将前端设备接入、后端数据访问接口标准化,数字基座能够承载不同部门、不同技术架构的应用,实现“多主体共创”。这意味着,图书馆、保卫处等业务部门仍可主导其应用建设,只要其符合基座标准,便能自然融入学校整体数字生态,解决割裂问题,同时将数据安全与系统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学校手中。
三是基于数字基座及多元主体机制,支持数智化赋能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大学治理、文化建设等核心业务转型。高校还应探索机制,鼓励拥有特色资源的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应用建设,如允许社会第三方基于学校提供的、经过脱敏的教育数据,对大学进行客观评价。这种评价将不再是基于传统的报告数据,而是源于真实、动态的数据分析。
四是注重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与智能化应用。首先,必须重新定义教育数据的范畴。它不应再局限于各业务系统产生的静态人财物数据,而应高度重视师生在数字空间中留下的行为数据,并将其作为“伴随式”收集的重要维度纳入教育评价的设计中。数据治理的关键价值,一方面在于通过不同来源数据的交叉验证,提升数据的自洽性,从而以客观事实倒逼管理服务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另一方面,信息部门作为相对中立的第三方,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解读,可逐步承担起机构研究(IR,Institutional Research)的职能,为学校战略决策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数据支撑。数据收集完成后,集成各学科的专业大模型,可形成学校的智能大脑。其构建依据源于三个层面的深刻变化:一是数智赋能下的新型教与学场景,二是技术支撑下管理服务流程与组织架构的重构,三是两个空间办学所带来的校园内外新型联系(如师生、生生、学生与社会资源等关系的重塑)。而智能大脑将成为一个弹性的数字基座,通过数据汇集,提供适合的智能分析和数字化服务,有效响应上述变化,最终赋能学校的整体发展。
五是推动高校与社会双向开放共享,构建“世界即课堂”新生态。高校有责任将优质教育资源与服务向社会开放,同时也要积极探索与产业、政府、地方基层的常态化资源“授权”融通机制,将社会场景与资源引入课堂。
落地路径与团队转型
要将高校教育数字化“十五五”规划转化为现实成效,需要坚实的实施保障与有效的团队转型。
首先,规划所设定的目标必须是清晰且可执行的。这意味着各校必须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有限而有效的目标,而非照搬他校的标准。
其次,高校可探索形成一个校领导、主要职能部门、师生代表以及IT团队共同参与的协同决策结构。在此机制中,“委员会”负责融合学校发展战略与各线分管领导意图;“师生代表”则通过学代会、教代会等渠道确保规划服务于育人根本。决策内容需实现“技术”与“机制”的相辅相成、因地制宜,确保每一项技术方案都伴随着相应的管理服务流程优化与组织架构调整。
同时,应建立决策、建设与评价相分离的监督评价体系,以确保规划实施的公信力。监督力量可来自三方面:代表专业监督的“监理”、保证客观公正的“校外第三方”评估、代表校内声音的“师生代表委员会”。
在具体推进方式上,需要四个关键要素协同支撑:一是选择合适的技术框架以保障系统的可持续性与兼容性;二是设计与数字化相匹配的新型业务逻辑;三是打造一支能够支撑转型的IT团队及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可持续的迭代优化文化,以应对技术的快速演进与需求的动态变化。
关于实施路径,可遵循“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相结合的策略。“自顶向下”强调以学校战略为指引,由全面到具体,明晰各线之间的关系,确保规划与学校发展方向一致。“自底向上”则从解决当前教学、管理、服务中的具体“痛点”出发,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迭代优化,并反馈修正顶层设计。两者结合,最终能够筑牢一个可持续的数字基座,有效支撑多层级应用系统及良性运行机制。
简言之,一个好的高校教育数字化规划需要具备科学性、精准有效性和可扩展性。而唯有通过环环相扣的系统性保障,才能真正将规划付诸实践,最终实现筑牢基座、开放共享、多方参与、良性互动、育人为本、迭代优化、重塑大学的智慧图景,有力回应在两个空间办学背景下对大学形态的重新设计。
结语
迈向“十五五”,高校不仅要搭建弹性可扩展的数字底座,逐步构建起学校的“智能大脑”,更要利用此基础支撑组织架构与管理服务模式的重构,赋能教学模式的持续探索。同时也必须认识到,IT治理机制的创新是实现上述所有愿景的根本保证。我们最终期许的,并非千校一面的数字化,而是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2025年11月刊
作者:沈富可(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治理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