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点击回到征文作品展示页面

　　雨水从叶子上滑落下来，滴在地上，就像打在软软的心头上，一阵颤动；记忆像坛埋在地下的老酒，时间越久，酒香越醇越散发开去。

　　祖国四十周岁时候，我九岁。当时是个戴着团徽的小孩，叉着腰，衣服脏不邋遢，就像刚从油罐子里爬出来一样。有时在整个镇子象风一样走走停停，有时候还偷拿大人的墨镜，罩在脑袋上，不用说话也都是一部笑剧。记得那年教我的是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师，吃东西时很少张开嘴巴，只看见嘴唇两边在蠕动着。尽管年纪很大，他还常说要带我们一班同学到他乡下的田里玩。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问我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站了起来说：“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制造航天飞船。”二十年来，我一直为当年脱口而出话感到愧疚。毕竟自己走上一条离科学家越来越远的道路。

　　祖国五十周岁时候，我十九岁。那年高考，逢周末的时候，教历史的向老师总邀我到他家去，炒点小菜，我还记得有油炸土豆丝、猪耳朵等等，都是老师上街买回来的。吃完饭后，老师拿出他以前发表在《青年文摘》上的文章。那篇文章叫《中国的脊梁》，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里面有一句“谭嗣同、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等不就是挑起中国历史的脊梁吗？”我一直想着这句话，默默努力着。老师又拿出他一打以前读大学的教材送给我，里面有《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等等。打开书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笔迹，老师说：“你看，笔迹都有三种颜色，我不止读一遍了。”我很惭愧，发誓一定要以最好成绩回报老师。

　　结果我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录取了。我第一次带着行李出远门，走在广阔深南大道上，那种新鲜的感觉，恐怕我这一辈子都难再找回来。干净的马路，美丽的马路，灯火辉煌的马路，我趴在长途车车窗上往外看，就像刘姥姥进城一样，怎么看也看不够。手里揣着入学通知书，天没亮我就在学校等候报到。手续办完后，一个高个子师兄便左右开弓地抱起我大堆的行李，带着我就直奔宿舍，边走还边仔细地跟我介绍周围环境。师兄这份热情让我至今还在深深怀念着。深大的生活就象个倒不空盒子，让我心里有种莫名颤动。如果要给当时的我画个像，我想画条虫子，一条爬在书堆里的虫子，狠命地啃，啃。有时在图书馆看着窗外树上叶子纷纷摇落下来，脑海又浮现那句话：“谭嗣同、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等不就是挑起中国历史的脊梁吗？”我想起了老师。可等我回去看他时，老师已经到北京考研究生去了。

　　祖国六十周岁时候，我二十九岁。现在我也是一名老师。拿着粉笔，捧着课本，站在讲台，总感觉讲台底下是无限的理想、无限的愿望。我给每一届学生介绍台湾高震东校长的演讲《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如果我们每一个都尽好自己责任，我们祖国能不强盛吗？”学生激动，我更是激动，我想起老师曾经的文章《中国的脊梁》。

　　想起刚参加工作那年和江师兄一起准备迎接省一级评估的宣传画册情景。那时，夜已经很深了，校园静悄悄的，像到处被泼了墨，浓黑浓黑的。校长来看我们，师兄只夸我默默无闻地做事。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只用像石头般大嘴巴腼腆地笑着。然后我又到各个楼层转了一圈，仔细地检查新班牌是否被挂了上去。等到我再回到软件制作室，室内还是我们两个。对着电脑屏幕，我眼睛似乎被胶水粘得一样睁也睁不开。我只好跟他说：“师兄，我熬不住了。”“那你先帮我打一份河粉，再去休息吧。”灯火通明里就剩下我们两个，多一句话都不用说。可这已是凌晨两点。第二天早晨，我刚进校门就碰到师兄，他高兴地告诉我，画册凌晨5点他已经做完了，现在正赶着去开行政会。我愕然：5点？现在7点，才睡了两个小时！这人是铁打的？师兄嘱咐我说：“做好一件事很容易，可同时能做好几件事便很不简单了。”

　　虽然教育的现状总被人指指点点，但我总为像师兄一样的人莫名地激动。还有我的导师李庆明。他是位学者型校长，在江苏崇明岛上埋头搞教育实验，据说三年来没有回过一次家。在深圳的六年了，他跟我们说：“这是我泣血改革的六年。”为教育而执着，为教育而疯狂，为明天而坚持。老一代名师有的如今还在，他们留给我们一个个成熟、朴实的课堂，一个个至理的教育思想，新一代名师已经起来，他们又在探索，留给我们许多清新又无尽的思考。他们为了教育而疯狂，我为他们而激动！在伟大、神圣的事业面前，我算得是什么？我希望自己从头到脚也奔涌着这种疯狂。只要有谁划着根火柴，所有的疯狂便会喷涌而出燃烧起来，把祖国这可爱的事业烧成火红火红的。

　　每天清早起来，在道路尽头、在树梢上我总看到的那轮刚要喷雾而出、金黄得快要被点燃的太阳。年轻的我赶着去上班，赶着去面对那比我更年轻的充满憧憬的一代。有的孩子已经不会再像我当年那样脱口而出“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制造航天飞船”，但老师文章里的话“谭嗣同、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等不就是挑起中国历史的脊梁吗”却始终闪耀在心头，就像眼前这喷雾而出的太阳一样，金光闪闪。

　　[ 来稿时间：2009年9月28日 ]